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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而芬芳的生命之歌——沈从文和梭罗比较研

2019-09-28 09:49

肖黛
  寂寞有时是一种异常美的境界若从最远处窥望湛蓝的深湖,似乎会让人感到是很难进入的。一切景物,在翩翩舞动的天鹅的翅膀下浮游,残雪斑斑,落在天鹅们的身上,也落在长诗短歌般的山水之中。天鹅瞄着湖泽,优优雅雅地舒展公主似的形影,感到不寻常的惬意。偶间,有庄重的王子腹收羽毛,将背骨挺得笔直,向公主显现英俊洒脱。它们同临一泓湖水,有时心怀幽情,恪守规行,有时也会意会神,雌雄彼此调护。甜柔、富有人情味,一种神秘情绪的陶醉,让人悟得高洁和温和、妍丽和尊严以及雍容和自在的妙处。
  这湖水,是美神遣落的泪珠么?
  天鹅就依这湖水而栖身,生于斯,长于斯。它们拒绝与狂风险浪共存的一切,拒绝兵器相击的声音,拒绝车马被役而招致的铁穿鼻蹄钉掌的束缚,拒绝金银珠宝在颈间的羁勒,拒绝任何形式的人工雕饰。它们无声无息的存在;它们存在的价值是为大自然的宁静,亦是为万物的和谐。只有到了同生命揖别的时候,它们才会吟出听不真的一曲挽歌,渐渐缓缓地幻化于殷勤的清澈里。
  一生寂寞,一死寂寞,生死皆美。
  或许有人专门注意过天鹅平常的鸣叫,有形之嘹唳,有绘之铿锵,却很难有人注意天鹅的秀目,忽略以至冷落了和人同样重要的心灵之窗。天鹅的眼睛极少斜扫四周,蛋黄色的一圈,细致的宠着瞳光的自信,且有慈爱、宽容和娇媚从那里发出召示。它们从来就不习惯眯起双目蹙额看人,而人却从来就靠眯起双目蹙额看它,因为人总是在很远处透过烟波翘着望它的。
  如若人被人如此看着,难免发生疑窦,难免会花费些时间去揣摩。是被鄙视了?被妒嫉了?被记恨了?还是被怜悯着呢?难免会感到受了某种伤害而久久或至少片刻不能宁静。于是便拓展人所兼备的最强的语言能力,街头巷尾,饭后茶余,有高吭长喧的,有俯耳贴鬓的。一时间热闹纷繁,难分谁的喉管粗细,难辨谁的口音地道……有情话,有恶语,有事实,有谣言,当然会有些铭言,有些忠告,慷慨激昂,热腾澎湃。为了维护也好,为了谴责也罢,把一个原本就喧闹的世界染濡得愈发喧闹,虽然一个没有争战的世界是人们共同向往的。
  寂寞呵,寂寞离人是多么遥迢。
  但,耐得住寂寞的人仍是有的。汪曾祺先生的有书“沈从文的寂寞”,文中说,寂寞是一种境界……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总是那么安安静静的,边城是这样,长河是这样,鸭窠围、杨家??也是这样。汪先生言,从某个意义上,可说寂寞造就了沈从文,他的四十本小说,是在寂寞中完成的,他所希望的读者也是“在多种事业里低头努力,很寂寞的从事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长河》题记)安于寂寞是一种美德。寂寞的人是充实的。
  时下生活的风尚,亦如湖水般的湛蓝,建设,发展,和平,安定。人们假如真想听清美丽的天鹅在揖别生命时,为自己挽歌的词意,那就是——拒绝是半个生命,索取是半个死亡。
  ……寂寞天鹅美。

沈从文(1902-1988)同亨利·大卫·梭罗(1817-1862)生活的时代相距近一个世纪,而且一个东方一个西方,初看似无可比性,然而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把他们联系在一起了。记得是一个冬日的下午,独坐在老家的木楼上,暖暖的阳光洒落在院子里,安静得很。我拿出新买的《瓦尔登湖》,刚打开书便被徐迟的译序深深吸引了:这“是一本寂寞的书,一本孤独的书……如果你的心没有安静下来,恐怕你很难进入到这本书里去。”这样一个宁静的冬日下午,在这山村的一隅,或许是最宜于看《瓦尔登湖》了。从长长的译序里我还了解到梭罗年轻时曾与他的哥哥约翰同时爱上了一位叫艾伦·西华尔的17岁少女。不幸的是约翰因不小心划破手指感染败血病而英年早逝,梭罗后来也终身未娶。这不由得让我想起了沈从文《边城》里的故事来:大老与二老两兄弟同时爱上了美丽的翠翠,后来大老因为驾船落水身亡,二老便远走他乡……当然这样的联系并非想说明《边城》的取材与此有关,因为《边城》发表于1934年,而梭罗及其代表作《瓦尔登湖》到了1945年才由徐迟第一次介绍到中国。这是冥冥中的一种巧合,而从这巧合里让我发现了这两位东西方作家在其创作的人文精神世界里的许多相似之处:他们同属于浪漫主义流派,而且都受到道家文化的影响,追求个性自由、崇尚自然美和人性美。《边城》和《瓦尔登湖》是他们颖脱不群、自由独立的人格所孕育出的世界文学园里的两株奇葩。

[15] 沈从文,《长河》题记·沈从文散文第三集[C],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398。

同沈从文一样,梭罗也是一个崇尚浪漫、热爱自然的作家。梭罗和爱默生(1803-1882)是美国超验主义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深受欧洲浪漫派文学运动影响的超验主义者倡导个人主义,主张人们远离物质社会的“非人”生活,推崇自然美和人类天性美。超验主义流派的作家都对自然怀着一种半宗教的感情,他们相信人生的目的就是同遍于一切的宇宙灵魂相结合,这同中国古代的道家“天人合一”的观念也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梭罗的代表作《瓦尔登湖》就是其超验主义实践的结晶。梭罗心中充满理想与激情,他的字里行间洋溢着一种信念,相信人的天性纯洁,人可以返璞归真,达到完美境界,坚信只有在简朴的生活中才能感觉上帝的存在,投身自然之中才能寻找自我。“我更愿将人看成是自然界的栖息者,或自然的一部分,而不愿意把他看成社会的一分子。”[6] 他认为自己居住在瓦尔登湖是“按照了智慧的指示,过着一种简单、独立、大度、信任的生活。”[7] 这一点谁也无法动摇他的信念,他自豪地引用孔子“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的语录勉励自己在任何贫穷和卑贱的阴影包围中都不要改变自我。在《瓦尔登湖》中,自然是有生命而充满人性的:蚂蚁的厮斗是两个国家的交战,潜水鸟的“狂笑”隐喻了看破尘世的智慧,狐狸会唱动人的小夜曲,就连瓦尔登湖上的冰裂,也是成了美丽冰湖的咳嗽声……梭罗写道,“难道禽兽不是跟人类一样,也存在着一种文明吗?”[8] 瓦尔登湖像一个动人妩媚的女子那样让人感到亲切,所以当梭罗从它的水面上又看到了同样的倒影时,他几乎要问,“瓦尔登,是你吗?”

[35] 金介甫,引言·沈从文传[M],符家钦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5:002-3。

沈从文与梭罗对世俗的叛逆还表现在对社会中人们追求物欲的批判。随着近代工业化革命的深入,不断膨胀的物欲使人们变得更加急功近利,在发展的幌子下为所欲为,人们肆虐破坏生态环境,无止境地追求物质享受,人类的精神家园几乎毁于一旦。对此梭罗敏锐而深刻地指出:“就在别人的铜钱中,你们生了,死了,最后葬掉了。” [13] 于是他向沉醉在物欲世界的人们大声呼吁:让“我们如大自然一般自然地过一天吧,不要因为硬壳果或掉在轨道上的蚊虫的一只翅膀而出了轨。”[14]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动荡不安,军阀各自为政,后来更有外强的入侵,即使是湘西那个相对封闭美丽的世界也正在被外力所摧毁,对此沈从文不无痛心地写道:“民国二十三年的冬天,我因事从北平回湘西……一入辰河流域,什么都不同了……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的那点正直朴素的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来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15] 而在物欲不断膨胀的世界里,“人与人关系变得复杂到不可思议,然而又异常单纯的一律受‘钞票’控制”。[16] 沈从文认为这种人生便与动物无区别,是一种“生物学上的退化现象”。面对着这样一个“神”已解体、经济进步和道德退化的时代,沈从文和梭罗都深切体会到美好人性不断失落的危机感。“一切所为,无一不表示对于‘自然’的违反。于是,人成为物的奴隶,导致人性的扭曲。”[17] 他们期待着健康人性的复归,追求一种自然的人性,所以沈从文说:“金钱对‘生活’虽好象是必需的,对‘生命’似不必需。”[18]“我还得在‘神’之解体的时代,重新给神作一种赞颂。在充满古典庄严与雅致的诗歌失去光辉和意义时,来谨谨慎慎写最后一首抒情诗。”[19] 而看到西方的人们整日沉湎在物欲世界里,梭罗也大声疾呼:“不必给我爱,不必给我钱,不必给我名誉,给我真理吧。”[20] 他在《瓦尔登湖》的题词中写道:“我并不想为沮丧写一首颂歌,倒是要像站在自己的栖所抱晓的雄鸡,劲头十足地夸耀”只为唤醒在物欲世界里沉睡麻木的“邻居们”。然而和所有伟大的先知先觉者一样,沈从文和梭罗在他们所生活的时代是孤独而寂寞的。

[31] [36]沈从文,从文家书[C],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143-145,46。

[25] 波德莱尔,随笔·美的定义[A],伍蠡甫.西方文论选(下卷)[C],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215

[6] [12]Thoreau, H. D. The writingsof Henry David Thoreau (Volume V)[M],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06:539, 208.

[23] 朱光潜,从沈从文先生的人格看他的文艺风格[A],沈从文研究资料[C],刘洪涛主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407。

二、世俗的叛逆

参考文献

[32] 巴金,怀念从文[A],沈从文印象[C],孙冰主编,学林出版社,1997:4。

[34] 刘洪涛,前言·沈从文研究资料[C],刘洪涛主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7-8。

[17] 沈从文,烛虚·沈从文散文第一集[C],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378。

[4] 沈从文,长庚·沈从文散文第一集[C],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404。

沈从文和梭罗像圣洁的雪莲,高居精神的冰山之巅,所以他们在生前也很少被人理解。梭罗生前被认为是游手好闲之辈,甚至连亦师亦友的爱默生对他的行为也颇为不解,他觉得梭罗“寂寞地研究自然是在悲惨地浪费他的人才”;梭罗的邻居们认为他“住在康科德林中的‘茅屋’里,整天在树林中和田野里游荡,耗费了时光和在哈佛所受的教育。”[28]《瓦尔登湖》于1854年出版后,也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甚至还受到詹姆斯·洛厄尔以及罗勃特·路易斯·斯蒂文生的讥讽和批评。八年后(1862年)年仅45岁的梭罗在孤独寂寞中病逝。而沈从文也曾说:“我作品能够在市场上流行,实际上近于买椟还珠,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29]他因此而倍感孤独,后来甚至有人别有用心地撰文称他为“桃红色作家”,称他为“反动文人” , [30] 迫使他放下了曾视为生命的一支笔,而这一年他才47岁。他不无伤感地写道:“把我过去对于文学的观点完全摧毁了……搁笔是必然的……我得接受他人给我的死亡或新生……为什么就恰好到这时节在限制中毁灭?”[31] 沈从文去世后,也是孤独而寂寞的。他的好友巴金写道:“一连几天我翻看上海和北京的报纸,我很想知道一点从文最后的情况。可是日报上我找不到这个敬爱的名字。”[32] 或许这是伟大所必然要遭受的命运。因为他们的思想是超前的,他们的价值也只有在后世才逐渐被人们认识到,正如尼采所说,伟大不属于它自己的时代,而是属于未来。1917年,美国专门为梭罗举行了百年诞辰纪念会;在1985年《美国遗产》杂志上所列的“十本构成美国人性格的书”中,《瓦尔登湖》位居榜首。[33] 而沈从文的作品也越来越受到中国文坛公正的礼遇和重新评价。1999年6月,《亚洲周刊》推出“20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排行榜”,对20世纪全世界范围内用中文写作的小说进行排名,鲁迅以小说集《呐喊》位列第一,沈从文的小说《边城》名列第二。[34] 金介甫认为中西方的评论家“总有一天会对沈做出公正的评价,把沈从文、福楼拜、斯特恩、普罗斯特看成成就相等的作家。”[35]

一、自然的回归

[3] [5]沈从文,美与爱·沈从文散文第一集[C],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41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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