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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与蔡锷的师生情

2019-09-28 09:49

  朱德为什么要到云南去?他的这个决心是怎么下的?朱德后来回答道:“问题就是非得救国不可。那时候,云南靠近边疆,是一个很重要的国防地带。”在外国列强正加紧掠夺中国边疆的危急局势下,一般人“认为最危险的就是东三省和云南了。”①东三省离四川那么远,朱德自然不可能去,于是就想到云南去。

(《世纪风采》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发布,请勿转载)

  云南同四川接壤,在那里的四川人一向很多。原四川总督锡良改任云贵总督后,在云南编练新军,又从四川调了不少人去,包括四川武备学堂弁目队的一些学生。这也是朱德去云南的一个原因。

在朱德的一生中,曾与两个湖南人友好合作,并在中国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篇章。第一个是比他小7岁的毛泽东,另一个则是比他大4岁的蔡锷。朱德与蔡锷,一个是为民族解放、建立新中国而彪炳青史的红军之父,一个是反抗复辟、再造共和的近代军神。从两人相识到蔡锷病逝只有短短7年,一起共事更是不过四五年时间,而在这期间,他们既是师生和上下级,又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和并肩对敌的战友,在历史上留下了一段佳话。

  就在朱德从仪陇县立高等小学堂辞职后不久,有一天,一封从成都发出的书信寄到他的家里,这是他原来一个同学写来的,约朱德一同去报考云南陆军讲武堂。那时候,受到日本明治维新的影响,特别是在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刺激下,在许多爱国青年中流行一种观念,认为要使中国强盛起来,必须从军事入手,朱德立刻同意那个同学的要求,但他并没有把这一决定告诉家里,只是说要到成都去读书。朱德的三叔朱世和常年在外做生意,在经济上给了他一些帮助,作为路上用的旅费。

云南结识

  一九○九年春节刚刚过完,朱德告别了家里的亲人,沿南充步行到成都。

蔡锷原名艮寅,字松坡,1882年出生于湖南邵阳。14岁考进梁启超在湖南长沙办的财务学校。梁启超见他聪慧能文,志向不凡,视为高弟。1900年,蔡锷参加自立军起兵,失败后留学日本士官学校。1904年毕业后,先后任江西随军学堂监督、湖南教练处帮办、广西陆军讲武堂总办等职。1906年,黄自强在桂林吸收蔡锷秘密加入同盟会。1909年冬天,李经羲调昆明任云贵总督,蔡锷随之前往云南。早在这年4月,朱德已到达昆明。

  这是他第二次到成都。

1908年,朱德在四川仪陇创办高等小学堂,但是在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影响下,朱德感到在家乡办教育不是一条救国的出路,于是决定去云南报考讲武堂。

  到成都后,朱德找到他的同学敬镕,一起徒步从嘉定(今乐山)、叙府(今宜宾)进入滇境,再经昭通、东川,在四月间到达云南省会昆明,长途跋涉共七十余天。

朱德原名朱玉阶,第一次报考讲武学堂时,虽然考试合格,但因是外省人,又没当地大户介绍,所以未被录取。于是他改名朱德,以云南临安府蒙自县的籍贯参加了川军步兵标部司书。1909年11月,因在步兵标工作成绩优异,被七十四标标统推荐报考云南陆军讲武堂,编入丙班步兵科。

  云南省地处中国西南边陲、同当时的法属印度支那和英属缅甸接壤,正处在法、英侵略势力的争夺中。法国在宣统初年向清朝政府要求云南七府矿藏的开采权。英国伺机侵略我国边疆的片马等地。滇越铁路的兴筑,更使云南的局势显得发发可危。清朝政府为了维护它的摇摇欲坠的统治,决心培养一批军事人员并建立新的军事力量。一九○九年中秋,在云南“设立陆军讲武堂为新军及防营现任军官研究武学之所”,“堂内附设丙班学生一百名,考选十六至二十二岁之学生,以品行端方、文理清顺、身体强健者为合格,三年毕业,备充下级军官之用。”②同年,还在云南编成新军一镇(师),称为暂编陆军第十九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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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陆军讲武堂分设甲、乙、丙三个班。甲班选调云南陆军第十九镇的管带(营长)、督队官(副营长)、队官(连长)、排长入学调选;乙班选调巡防营管带、帮带、哨官(连长)、哨长(排长)入学;“丙班招考贡生、廪生、秀才、普通中小学生以及识字的健壮青年。”③朱德、敬镕到达昆明时,正是云南讲武堂开始招生的时候。他们寄住在昆明景星街一个四川同乡萧氏开设的临时客栈里,准备应试。④但事情在开始时对朱德并不顺利。投考的结果,敬镕用云南昭通府大关厅的籍贯(他其实是四川南部县人)被录取;朱德仍用四川原籍报名,是外省人,不容易被录取;又没有当地老住户或大户介绍,就落榜了。这时,朱德身上带的盘缠钱,已几乎花完。为了渡过难关,只得先投入川军步兵标当兵,改名朱德,⑤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

讲武堂有500多名学生,建有同盟会组织,他们多数是不满现状的青年。是年冬天,朱德秘密加入同盟会,和范石生同在一个小组。蔡锷经李根源和罗佩金向李经羲推荐,担任云南新军十九镇三十七协的协统,并在讲武堂兼任军事课。

  因为朱德有比较高的文化水平,经过较短时期的军营生活后,便升任队部司书(即文书)。干了一两个月,再次报考云南陆军讲武堂。那时,“适值滇越铁路通车,滇政府希望多招一些迤南籍的学生,以备将来屏障迤南边陲之用。蒙自县地处滇南边陲,朱德探听到蒙自无人报考,就报蒙自籍应试”,⑥终于考入了讲武堂丙班步兵科。同班同学有范石生、朱培德、金汉鼎、王均、杨池生、董鸿勋、杨希闵、唐淮源等。

朱德和蔡锷是在1911年春天结识的。蔡锷是云贵总督信赖的青年将领,时年27岁,仅比朱德大4岁。他为人沉静,对待自己及所有的学员都要求甚严,在讲武堂教授的步炮混成作战概论,言简意赅,很有特色,理论严谨,令人心悦诚服。

  朱德到达昆明后几经周折,终于开始了他渴望已久的军事学堂生活,喜悦的心情是不难想见的。他后来谈到:“我的志愿老想做个军人,而这个讲武堂恐怕是当时中国最进步,最新式的了。他(它)收学生很严格,我竟被录取,非常高兴。”⑦至于为什么要投考云南陆军讲武堂,朱德说:“那时我还是一个农民,为了受不住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的压迫,就和一些有知识的、前进的人参加了新军学校,进了云南讲武堂,我们曾利用了这个新军学校的力量,参加了推翻封建社会的斗争。”⑧云南讲武堂的军事教育和训练是近代化的,而且要求非常严格。它设有步兵、骑兵、炮兵、工兵四科。各科的军事教材使用日本士官学校的教材。

朱德刻苦好学,极想请教蔡锷。蔡锷的协统司令部设在讲武堂内,每天办公到深夜。朱德前去拜见,竟被警卫人员误认为是刺客。蔡锷弄清原委后,将朱德请进了办公室,朱德谈了自己学业的进修问题,得到了蔡锷的赏识。

  其中有战术学、兵器学、军制学、地形学、交通学、筑城学、马学,称为大教程;有步兵操典、野外勤务,射击教范、阵中要务令,称为小教程。为了培养学员实际指挥作战的能力,还有图上战术作业、沙盘教育、实地测绘和野外作战实习等。在操场上,严格地进行班、排、连、营、团的队列教练,要求每个人姿势端正,动作敏捷,各个动作都要反复练习,做到纯熟了才能结束。丙班学员除学科和术科外,还有普通学科,包括:国文、历史、地理、算术、伦理、代数、几何、英文、法文等,头半年主要是补习普通学科,以后就专门学军事学科。

蔡锷与其他教官不同,在任何讲义中从不注入革命思想。当时,朱德并不知道他是一个同盟会员。只知道他是个“提挈同盟”。蔡锷从不和讲武堂的同盟会员公开往来,但暗中却和同盟会保持联系。他曾向一个同盟会员表示:“时机不到干不得,时机一到绝对同情。”同时蔡锷尽力暗中保护这些革命党军官,每当清政府让他调查时,他都“多方解释”“极力维护”。这使得革命党的势力在云南越来越强,最终形成燎原之势。

美高梅集团4858,  朱德在讲武堂过着紧张而兴奋的生活。他说:“这时候我学习得很舒服,又没有什么挂虑,家嘛离得老远。也没有亲戚朋友,这{ewcMVIMAGE,MVIMAGE, !09100020_0020_1.bmp}可以说是一个特别专心学的时期”。⑨他的同班同学杨如轩回忆:“朱总在讲武堂时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刻苦好学,那怕休息时间,他都用来看书或锻炼身体。”⑩由于他刻苦好学,学科、术科和普通学科都取得优秀的成绩,其中术科成绩尤为出众。

讲武堂分甲乙丙3个班,甲乙两班是军官班,先毕业。朱德所在的丙班是学员班,规定后毕业,但由于当时滇军急待补充军官,于是1911年7月,从丙班中挑选了100名优秀的学生组成特别班,予以提前毕业。朱德被选到特别班学习。是年10月11日毕业后,朱德被分到蔡锷的部队当军官,任十九镇第三十七协七十四标二营左队当副目,不久任二营左队排长,授少尉衔。

  他指挥队伍时,动作干净利索,喊口令时声音宏亮,为全校之冠。每当遇到外国领事到讲武堂来参观,总办李根源总是从学生中指令朱德和朱培德两人出来指挥,同学们一时称他们为“模范二朱”。(11)当时教职员的来源:“在军事教官中,大部分来源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在队职员中有的是保定军校毕业生,有的是武备学堂毕业生;在文职教官中,大部都是留日学生毕业回国的知识分子。”“讲武堂的军事教官和文职教官,成了留日学生的集中地,是他们回国后谋出路的一个场所。”(12)讲武堂监督(后任总办)李根源和教官罗佩金、方声涛、顾品珍、李烈钩、唐继尧等大部分都是从日本上官学校毕业回国的,许多人在日本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秘密革命团体中国同盟会。一九○五年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创立中国同盟会后,第二年二月就找了云南籍的同盟会会员李根源、罗佩金、吕志伊等五人谈话,嘱咐他们筹办《云南》杂志,说:“滇省人民在官吏压榨与外侮凭陵之下,易于鼓动奋起,故筹办云南地方刊物为刻不容缓之任务。”

重九起义

  (13)同年十月,《云南》杂志在东京创刊,《发刊词》中沉痛地描述了云南在英、法激烈争夺下所处的危殆局面,写道:“哀哀同胞,行作白人奴隶。

辛亥革命前,云南的军队极为复杂,除了封建地方武装外,还有新军。云南新军是新编十九镇,以川军步兵标为核心,驻扎昆明城南的巫家坝。十九镇配有克虏伯制造的步枪、机枪、野炮。青年军官多为留日生和同盟会员、士兵多是从乡间征调来的农民,他们对清政府的专横腐败统治和旧军队的打骂制度强烈不满。朱德受云南同盟会支部的委派到川军步兵中去作争取工作。这工作极是危险,因为李经羲已组织了大规模的侦察网到处搜寻革命分子。但朱德非常机智,他首先找到步兵标中结识的朋友,深入部队联络士兵,彼此畅谈家事,帮士兵写家信,先建立感情,然后再顺便谈国事。

  彼苍者天,谁实为之,而使我至于此极也。”并且号召云南民众“同心同德,群策群力,万死不懈,以抗强敌”。(14)这本杂志以云南留学生同乡会名义出版,大量流入省内,在云南民众中产生了很大影响。

朱德是在讲武堂第一个站出来反对长官任意打骂和侮辱士兵的人。他的主张曾得到总办李根源的支持。所以他在士兵中很有威信。士兵多为民间秘密组织哥老会的成员,朱德也应邀入会,这样使他更能深入到士兵中间,进行广泛的革命宣传组织工作。

  与此同时,云南面对的民族危机也正在日趋激化。特别是法国修建滇越铁路,更被人们看作云南行将沦为殖民地的直接信号。朱德回忆说:“在我们刚入学校的时候,穿过国界的滇越铁路——那是法帝国主义来侵略的一条动脉——修通了,亡国的刺激澎湃着,一般宣传刺激都根深刻的印在脑子里。

武昌起义后,李经羲下令停止新军秋季演习,收回所有的枪支弹药,并因探知川军步兵标标统罗佩金有同盟会之嫌,而将其放逐到边境。同时,又把营防军全部调到省会,发给新式步枪和弹药。总督衙门附近也连忙修建工事,由两个机枪队固守。对于被认为革命派的人,下令统统予以杀掉。

  同时,这个学校她还没有带着一种官僚腐化的气习,一般办事都富于革命倾向。”(15)所以,云南陆军讲武堂创办后不久,就建立起同盟会的秘密组织。

朱德利用四川同乡和哥老会的关系,深入到衙门的卫队里进行革命工作。卫队官之一的李凤楼便是和朱德有联系的秘密同盟会员。云南革命党人召开了6次秘密会议,蔡锷亲自参加了4次。此间,同盟会云南支部的马幼伯、朱德、邓泰中、董鸿勋、杨秦等人开会,也决定昆明起义,响应武昌。

  朱德正是“在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下,于一九○九年在云南陆军讲武堂参加同盟会的。”(16)和他在一个同盟会小组的,有杨秦、范石生等。会员不仅传阅《云南》杂志,还秘密地看从外地偷运来的革命书刊,如《民报》、《天讨》、《警世钟》、《猛回头》、《革命军》等,“大家经常谈论的和考虑的,就是怎样发动革命起义。这样,云南讲武堂就成为云南革命力量的重要据点。”(17)在这个革命据点里,朱德积极参加同盟会的秘密革命活动,还阅读了有关乔治·华盛顿的书和意大利、日本、俄国有关改革政治方面的书籍,增长了知识,扩大了视野。同盟会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强烈地吸引着他。他还和同学唐淮源、杨如轩、杨池生等七八个人组织了一个五华社,“这个名字也是他取的。主要是主张奋发互励,富国强兵,拯救中华民族的危亡。”(18)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一心一意地投入了讲武堂的工作和生活,从来没有这样拼命干过。我知道我终于踏上了可以拯救中国于水火的道路。”(19)一九一○年七月,随营学堂学生二百人并入云南讲武堂丙班。杨如轩便是随着随营学堂学生并入,而和朱德同班学习的。因为新军急需补充军官,便从丙班和随营学堂学生中挑选了学习成绩较优者一百人编为特别班。朱德和范石生、杨蓁、董鸿勋等被选拔入特别班。原来讲武堂的军事课程要学一年半,特别班只学八个月。

在这非常时刻,李经羲对蔡锷仍十分信任,因为他的身份尚未暴露。蔡锷劝他“不要仓促行事”,警告他“武昌起义就是因为处分了几个共和派才爆发的。”劝他“照常把弹药发给新军,历年必有的军事演习最好也照常,免得使人得到政府害怕和软弱的印象。”李经羲终于答应举行秋季演习,并给新军发下弹药。李凤楼得知总督准备屠杀革命党人的计划后,立即秘密通知蔡锷等人。众人商定10月31日举行起义,蔡锷被推举为起义总司令,李根源为副司令。在演习打靶时,朱德暗中通知大家节约子弹。帝制派的高级军官懒于同部队一起上山演习,所以同盟会的青年军官们便掌握了部队。

  第二年六月,原在广西新军任职的蔡愕被云贵总督李经羲调往云南,任陆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协统(相当于旅长)。蔡锷字松坡,湖南邵阳人,出身于贫苦家庭,父亲是做裁缝的,但他聪颖异常,沉静刻苦,幼年就有“神童”之称,是日本土官学校第三期毕业生。同盟会领袖黄兴在这年的一封信中写到:“广西同志蔡松坡调往云南,总揽新军之事。凡此皆军界愈见进步之情形。”(20)第三十六协司令部同讲武堂毗邻。蔡锷的办公室内四周准满了中文、日文的书籍和报纸。他每天晚上办公到深夜。求知欲强烈的朱德有时到蔡锷办公室请教和借阅一些书刊。长时间的接触,使比蔡锷只小四岁的朱德,深深感到蔡锷思想敏锐,办事稳重,工作能力强,充满智慧,有着坚韧不拔的品格,因而狠尊敬甚至崇拜他。蔡锷也很喜欢这个壮实、质朴、勤奋的朱德。

10月30日,秋季学习结束,新军回到兵营。原计划次日凌晨3点,李根源领导新军七十三标在城北北教场、蔡锷率领新军七十四标在城外南教场巫家坝同时发起动义,讲武堂和陆军小学的学生在城内响应。然而还不到9点钟,北教场的枪声就响起来了。此时南教场巫家坝的新军出现混乱。李经羲派来代替罗佩金的标统业已逃跑,帝制派的队官也带着两个棚的士兵趁黑夜逃跑了。朱德当机立断,急忙带着另一棚士兵随后紧追,将他们包围,除队官带着少数人跑了外,其余全部归队参加起义。这时,蔡锷来到巫家坝,部队就很快恢复了秩序。北教场的枪声惊动了李经羲,他连忙给巫家坝新军司令部的蔡锷打电话,要求蔡赶快增援。蔡锷平静如常,立即回答:“马上就来增援。”此时,蔡锷当机立断,决定起义时间提前到9点。

  蔡锷有一个重要的特点:性格冷静持重,对事深思熟虑,不轻易露声色。

9点将到,全体士兵剪掉辫子,扯起“汉”字大红旗,命朱德为该队的队官,要他指挥该部士兵攻打昆明。

  他虽然允许朱德到他那里去,但在重大政治问题上“却从不表露自己的意见。

驻在城内讲武堂的学员秘密打开了城门,朱德率领所属起义部队于午夜12点首先攻入省城东南门,黎明时分,开始攻打总督衙门。由于朱德对卫队早已作过深入的革命工作,而且又有负责守卫的机枪队队官李凤楼的密切配合,所以总督衙门的卫队很快向起义军缴械。由于朱德的命令,李经羲不得不给镇台夏貌伯、蒙自关道尹龚心湛写信,要他们停止抵抗,缴械投降。这样,云南40几个清朝的戍边巡防,共一万多人便放下了武器,全省兵不血刃地换上共和旗号。11月1日,云南军都督府成立,蔡锷任云南军都督。

  不仅如此,就是对于清廷也从来没有不满之意。”忙碌完工作之后,“在其他时间,便过着与人隔绝的生活”。(21)可是,当云南新军中的同盟会会员黄毓成去找蔡锷谈到正在进行中的革命活动并希望得到蔡的支持时,蔡锷断然告诫他:“时机不到干不得,时机成熟时绝对同情支持。”(22)这个时机果然来到了。——九一一年十月十日,震动全国的武昌起义爆发。起义主力是湖北的新军。九天后,蔡锷同云南新军中的同盟会员罗佩金、唐继尧、刘存厚、雷飚四人密议,准备起义,并相约:“严守秘密,有泄者共殛之。”(23)接着又在十月二十二日、二十五日、二十八日三次召集新军中的革命分子进行秘密会议。献血为盟,决定驻昆明的新军各部在十月三十日(农历九月九日,又称重九)夜十二时同时起义,由蔡锷任起义军临时总司令。云南的新军第十九镇虽有两协,但革命力量比较薄弱的第三十八协正分别驻在滇甫的临安府和滇西的大理府,驻在省城昆明的新军第三十六协、炮标、机关枪营和讲武堂都已由革命分子掌握,在省城中没有其他足以同他们相抗衡的军事力量。起义的具体部署是:驻在城北北较场的第七十三标,向省城北门、东门进攻;驻在城南巫家坝的第七十四标和炮标向南门、东门进攻;陆军讲武堂师生为开城作准备;机关枪营分属于步炮各队。

武昌起义后,四川的革命形式危殆。为此,蔡锷决定派出两个梯团共8个营的兵力,入川支援四川革命党。

  云南陆军讲武堂特别班学员早在八月已提前毕业,其中有十八人被分配到蔡锷部下。朱德是这十八人中的一个,到第三十七协第七十四标第二营左队以见习生资格当副目(相当于副班长)。第七十四标标统罗佩金和第二营管带刘存厚,都是同盟会会员。朱德当副目没过几天,“又当了司务长”,负责“作士兵运动”。他说:“当司务长一个月,士兵就运动到手上来了。”

朱德随第一梯团从昆明出发。他带的部队,严格执行蔡锷所颁发的5条训令:守纪律、爱百姓、戒贪幸、勤操练、敦友爱,沿途受到民众的欢迎。12月中旬,援川军第一梯团很快占领四川叙府,接着便向自流井进击。此时,朱德已升任连长,授上尉衔。1911年冬月初四,朱德的连队到达自流井,攻占赵尔丰驻在自贡的一个盐务巡防营。该营一触即溃,狼狈逃窜。

  (24)

后由于时局生变,朱德于1912年4月离川返滇。回到云南已是5月了,蔡锷召开隆重的援川庆功大会时特别提到了朱德,并授予他“援川”和“复兴”两枚勋章,还提升朱德为少校。蔡锷用人重德才,而朱德为人诚实、忠厚,做事坚韧、勇毅,深得蔡锷赏识。

  十月三十日,预定起义的日子到了。但临时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这天晚上九时左右,昆明北较场的第七十三标士兵正在为准备起义而抬运子弹时,遇到北洋派值日队官查究,情绪激昂的士兵开枪打死了这几个军官,起义就提前发动了。这部分起义军攻入昆明北门.进攻五华山和军械局。正在巫家坝布置起义的蔡锷,听到北较场已经发动,立刻下令第七十四标也提前出发攻城,宣布云南起义!

护国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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