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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传: 第四章 明星生涯

2019-09-28 09:49

  改名蓝苹主演《娜拉》

  和王莹争演《赛金花》主角

  樊伯滋向徐明清打听到江青在北平的地址,给江青写了信,促成了江青第三次前来上海。

  一场风波终于过去,唐纳和蓝苹总算有了暂时的安静。唐纳埋头于写作。他从评论转向创作。

  头一回来上海,她在北新径镇“晨更工学团”当一名清苦的教员,用的是李云鹤本名;

  这时,上海明星电影公司改组,分建一厂、二厂。二厂的人马,大都是从“电通”转来的。二厂的编剧委员会由欧阳予倩主持,唐纳、卢敦协助。

  第二回来上海,她在小沙渡路女工夜校仍当一名普通的教员,用的是张淑贞化名;

  此刻,他充分发挥他的创作力。才花了一个多星期,他就写成了剧本《东北女宿舍之一夜》。紧接着,他又致力于写作剧本《陈圆圆》……

  这一回来上海,她跟前两回全然不同。她以艺名蓝苹进入活剧界、电影界,成了一颗明星!

  设在天津的《大公报》要开辟上海版,聘请唐纳为影剧记者兼影剧版主笔。

  在那次被捕之后,她“退却了”,因为“受不了客观环境上的打击”,她放弃了“对戏剧艺术的追求”。署名蓝苹在一九三七年发表的《我们的生活》中,隐晦地谈及:“我在某一个时期曾经差一点成了一个退却者呢!”

  于是,唐纳写了许多影评。他继续参加反对“软性电影”的论争。当“艺华”

  这“客观环境上的打击”,这“某一个时期”,就是指她身陷囹圄的年月。

  拍了“软性电影”《化身姑娘》时,唐纳参加起草《向艺华公司当局进一言》的公开信,发表在上海《民报》的《影谭》副刊上,显示了他的勇气和正直。

  这一“客观环境上的打击”,使她不愿再从事艰辛、风险而又默默无闻的地下工作。她的心中又一次燃起当演员、当名演员的强烈欲望。她当时心中的偶像便是黄敬之姐俞珊;俞珊是在上海主演话剧,一举成名,跃为红星。她要走俞珊之路。

  朋友有难,他也挺身而出。他的好友夏其言向笔者长谈唐纳其人时,说及一个有趣的故事:夏其言当时正与一位姑娘相爱,而姑娘因家庭穷困曾被迫与一位大资本家之子订婚。当唐纳得知夏其言的困境,竟化装成一个律师,夹着一个公文皮包,来到那资本家家里,陈说利害。他的三寸不烂之舌,居然使那资本家的儿子不得不放弃了订婚婚约……如今,夏其言年逾古稀,他指着他的夫人笑到:“她便是当年的那位姑娘!我们都很感谢唐纳热情相助……”

  她,得到了一次良好的机遇:上海业余剧人协会正在筹排易卜生的名剧《娜拉》,邀她南下,参加这次演出!

  一向不甘寂寞的蓝苹,比唐纳更加忙碌。她脚踏电影戏剧两条船,一心一意朝着“大明星”进军。她明白,尽管经过“六和塔婚礼”和“唐纳济南自杀”两出闹剧,大大提高了她的“知名度”,然而在影剧界,她毕竟不过是三、四流的演员,明星的地位不是争风吃醋、打打闹闹所能确立的,却在于演出的实绩。

  上海业余剧人协会是一群热心戏剧的左翼文化人在中共地下组织领导下成立起来的。那年月,没有钱办不成事,他们请张善琨投资,这才张罗起来。张善琨此人,最初靠着帮助上海投机家黄楚九搞香烟宣传起家,后来拜上海流氓头子黄金荣为师,加入了“青帮”。他成了上海大世界和共舞台的经营者,手头渐阔。于是,他又成了上海业余剧人协会的“后台老板”。

  说实在的,论话剧,她只在《娜拉》中挑过大梁。此外,不过在果戈里的《钦差大臣》中演过小木匠的妻子罢了。

  上海业余剧人协会中,有两位是江青的老熟人。一位是魏鹤龄,当年山东实验剧院的同学;另一位则是万籁天,他是山东实验剧院话剧组的教师,王泊生在国立艺专时的同学。魏鹤龄在《娜拉》中演南咳医生这一角色,而万籁天则是《娜拉》的三位导演中的一个。有了万籁天和魏鹤龄的鼎力相荐,于是,上海业余剧人协会也就向江青发来了邀请信。

  就电影而论,她不过在《自由神》和《都市风光》中演过不起眼的角色,还从未演过主角。

  江青后来在她的《从(娜拉)到(大雷雨)》①一文中,写及她“初出茅庐”

  尽管她目空一切,就连“电影皇后”胡蝶也不在她的眼里。然而,胡蝶早在一九二六年就提任电影主演,已经拍了几十部电影。她凭《自由神》、《都市风光》这两部影片的次要的配角,能跟胡蝶匹敌?

  时的心态:

  她终于挤进“联华影片公司”的《狼山喋血记》摄制组。这部影片由沈浮、费穆编剧,费穆导演,主角刘三由刘琼饰演,而蓝苹饰演刘三的妻子。

  ①蓝苹,《从(娜拉)到(大雷雨)》,一九三七年四月五日《新学识》一卷五期。

  蓝苹好不容易争到了“第二主角”的地位。不过,在影片开拍之后,蓝苹才知道,这个“第二主角”徒有虚名。就连导演费穆为她而写的《蓝苹在(狼山噪血记)

  “一九三五年的春天。”

  中》一文,也不得不这么说:

  “我永不忘记阿!那是一个和我的心一样阴沉的日子。我离开了对我有着无限温情的故都,抛弃了那在生命史上最可宝贵的,而又是永不会再得到的东西,到上海来——演《娜拉》。”

  “这里我只介绍蓝苹女士。其理由是蓝苹女士所演的角色,是最容易被观众忽略的一个……”

  “演出《娜拉》是我正式踏进戏剧之门的一个开始……”

  “在《狼山喋血记》中,差不多是每隔几百尺片于,才将她放进一个场面,这种场面多数是一个镜头的场面,很少连续到三个镜头以上……”

  江青所说的“抛弃了那在生命史上最可宝贵的,而又是永不会再得到的东西”,是指她和黄敬的孩子。当时,江青怀孕了。据徐明清回忆,江青抵沪时,为了能够上舞台,做了人工流产手术。徐明清陪她去做手术,头一次见到她流那么多的血,当场昏了过去……

  虽然,导演的文章本来想夸奖蓝苹的演技,可是说来说去。却成了叫观众不要“忽略”那“每隔几百尺片子”才出现“一个镜头”的女演员。

  《娜拉》,挪威十九世纪著名剧作家易卜生的代表作。《娜拉》又名《玩偶之家》、《傀儡家庭》。这是一出以妇女解放为主题的戏。

  其实,每一个电影导演的目光都是很尖的。导演们深知,演员的成败,将影响影片的成败。导演总是挑选最优秀的演员担任主角。对于女主角的选择,更是导演们斟酌再三的。蓝苹可以拉人写影评,把她吹得天花乱坠,可是却难以征服一个导演——因为导演首先考虑的是影片的成败。

  江青新来乍到,而《娜拉》剧组的阵营颇强,使她不由得感到紧张:演娜拉的丈夫郝尔茂先生的是赵丹,饰柯乐克的是金山,魏鹤龄扮演南陵医生,吴湄饰林敦夫人……

  看来,蓝苹虽然算打进电影圈了,可是凭她的演技,离“大明星”的宝座还远着呢。

  政治上失意,江青巴望着在舞台上出人头地,而《娜拉》是她出山第一仗,事关成败之举。

  她又想在话剧舞台上杀出一条路,她毕竟本是话剧演员,何况已在《娜拉》中争得主角。

  当时,她曾说:

  就在这个时候,《赛金花》话剧剧本的发表,蓝苹大吵大闹要演主角,又在影剧界掀起一场风波——她是一个永不安分的女人!

  “在排《娜拉》的时候我曾经提心吊胆地用过功……”

  这场风波发端于一九三六年四月《文学》杂志六卷四期,里面推出了新创作的“国防戏剧”剧本《赛金花》。

  “记得,那时我曾经为读剧本失过眠,每当夜里隔壁那个罗宋裁缝的鼻鼾声代替了那闹人的机器声的时候,我总会从枕头底下摸出易卜生集来,用一种细微的声音,耐心地读每一句对话……”

  作者的名字,是上海影剧界人士所陌生的:夏衍!

  她也细读着郑君里译的李却·波里士拉夫斯基的《演技六讲》,暗暗地捉摸着。

  虽说在今日中国不知夏衍其人其名者恐怕无几,然而,在《赛金花》剧本发表之际,人们确实不知“夏衍”何许人也!

  此时,她取了艺名蓝苹。

  在一九三六年六月出版的《文学界》第一期上,刊载了《(赛金花)座谈会》,就连影剧界台柱人物洪深、于伶、凌鹤,也不知“夏衍”为谁!

  据说,因为她平常喜欢穿蓝色衣服,而她来自北平,取名“蓝平”。可是,在跟上海业余剧人协会签约时,有人建议她改为“蓝苹”——“蓝色的苹果”,别出心裁!她也觉得“蓝苹”新奇,也就从此以“蓝苹”作为艺名。

  据说,夏衍乃“北方的新作家”!

  于是,人们也就称她“蓝小姐”。熟悉的人则喊她“阿蓝”或者“阿苹”。

  其实,“夏衍”——沈端先,早在一九三二年,便已打入上海电影界。只是由于地下工作的关系,他不断地化名:他第一次到明星影片公司出席编剧会,化名“黄子布”;他写的第一部电影剧本《狂流》,署名“丁一之”;他改编茅盾小说《春蚕》为同名电影;署名“蔡叔声”……他发表《赛金花》剧本,第一次用笔名“夏衍”,当然难怪读者不知其人了。

  崔万秋印象中的蓝苹

  夏衍在一九八五年出版的《懒寻旧梦录》中,回忆了写作《赛金花》的经过:

  《娜拉》还未上演,就已经引起报界的注意,内中,有上海《大晚报》文艺副刊《火炬》主编崔万秋,他也是山东人,江青的同乡。

  “其实,我写这剧本完全是一个偶然的触动。当时我独居在一家白俄人开的小公寓里,除看报外别无他事。我在天津《大公报》上看到了赛金花晚年的一些不幸遭际,特别是在一篇杂记中看到她入狱室时对革命志士沈草的一段讲话,的确使我产生了当时庙堂上的大人物的心灵远远不及一个妓女这样一种感想。这也就是我在最后一幕中抑制不住的对她所表示的同情。这个剧本算是我的第一个多幕剧……”

  台湾报纸几年前对晚年隐居美国的崔万秋作了这样的访问记,介绍其人:

  《赛金花》剧本发表后,尽管剧作者系“无名之辈”,但看得出作者的功力。

  “崔万秋为中国有名的日本通,尤其对日本历史及文学,造诣甚深。崔先生生于山东,二十年代留学日本十年,一九三三年毕业于广岛文理科大学。”

  那传奇的色彩、变化跌宕的剧情,马上引起影剧界的注意。

  “崔先生学成归国,在上海参加曾虚白先生主持之《大晚报》,担任该报副刊主任,编辑文艺副刊《火炬》及影剧副刊《剪影》,活跃于文化界。”

  蓝苹一看,争着要演《赛金花》主角。虽然“八宇还没有一撇”,当时导演人选都尚未确定,她就请一位“么哥”在《时事新报》上抢发消息,以求“先入为主”:

  “在主编《大晚报》文艺版期间,崔先生自撰长篇小说《薪路》及《群莺乱飞》,在该报连载。”

  “有许多团体要排演它(指《赛金花》——引者注),那自然是好现象,但怯于场面的伟大,角色的众多,所以有好多团体便因为经济及人才的不够,而成为心有余而力不足。在这许多心余力怯的团体中,比较具体地有实现希望的,便只有蚂蚁剧团。”

  “崔先生出身于日本国立大学,本拟从事学院派之学者生活,故先后在复旦、沪江(上海)、中央(重庆)、中国文化(台北)各大学讲学,并著有《通鉴研究》、《日本废除不平等条约小史》(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等学术书籍。”

  “蚂蚁剧团以前曾演过好几次戏,成绩虽不能算怎样的好,但认真的态度却是够使我们佩服的,所缺少的,便是没有好的导演人才,能够统率这些戏剧爱好者。”

  “崔先生在文学上师事日本白桦派领导者武者小路实笃,曾翻译其作品《母与子》、《忠厚老实人》、《孤独之魂》、《武者小路实笃戏曲集》,并翻译日本最伟大的作家夏目漱石的代表作《草枕》和《三四郎》、井上靖的《死与爱与波》、藤森成吉的《谁逼她如此?》(戏曲)、女作家林美美子的《放浪记》。”

  “现在,他们决心来排演《赛金花》了,排练的费用预备二千元,以便在布景、道具上都不致太寒酸,因而失去真实性。至于赛金花这个角色,则预备请蓝苹来担任。蓝苹在《娜拉》、《钦差大臣》、《婴儿杀害》中都有非常的成就,现在来扮演赛金花,想来成绩当然也不致错的。”

  “崔夫人张君惠女士亦长于写作,曾留学日本,在东京艺术大学习声乐,并以余暇习插花,属草月流,曾获该流‘家元’(祖师)敕使河原苍风授予‘模范奖’。”

  “至于导演等人才,则也想向外界聘请云。”

  “当崔万秋在《大晚报》主持副刊时,江青(当时名李云鹤,后来改名蓝苹)

  不过,光是抢发消息,想“占山为王”,也未必那么容易。

  前额留着刘海,梳着两条小辫子,穿着阴丹士林布旗袍,飘然从青岛到上海‘打天下’。由戏剧家洪深之介绍,蓝苹获识崔万秋。崔先生向以奖勉青年艺人为职志,和蓝苹又有山东同乡之谊,当蓝苹主演易卜生的《娜拉》时,曾在报端予以推介,蓝苹乃在话剧界崭露头角。……”①

  渐渐地,局势明朗化:上海业余剧人协会经过筹备,已准备上演《赛金花》了。

  ①怀远,《(江青前传)作者崔万秋其人其事》,一九八六年五月三十日《国际日报》。

  就演员阵营而言,业余剧人协会是够强大的了,拥有玉莹、金山、郑君里、赵丹、施超、胡萍等,蓝苹也是其中的一员。

  崔万秋从一九四八年起转入外交界,担任国民党政府驻日大使馆(一九五二年前称驻日代表团)政务参事。一九六四年回台湾,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亚东太平洋司副司长。一九六七年起任国民党政府驻巴西大使馆公使。一九七一年退休,隐居于美国。

  令人不解的是,业余剧人协会居然在报上发出广告“招聘赛金花的扮演者”!

  他熟悉江青的前半生。晚年,他写出了《江青前传》一书。在该书中,崔万秋写了他最初认识蓝苹的经过:②

  业余剧人协会的女演员不算少,为什么还要招聘女主角呢?蓝苹不是早就声言要演赛金花了吗?

  ②崔万秋,《江青前传》,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一九八八年版。

  毛病就出在演员阵营太强:蓝苹要演赛金花,王莹也要演赛金花!

  且说在一品香吃过午饭,洪深热心地邀我去参观《娜拉》的排练,前辈盛意难却,便跟他一道前去。

  玉莹和蓝苹曾一起演过电影《自由神》,此刻为了争夺《赛金花》主角翻了脸!

  排练的详细地址记不清了,只记得排戏的大厅为长方形,颇似中小学的教室。

  业余剧人协会无奈,只得向社会招聘女主角——这样王莹、蓝苹的矛盾也解决了。

  我们进去时,刚排完第一幕,大家正休息。有的吸烟,有的喝茶,有的闲聊,其中有一个穿阴丹士林旗袍,梳着刘海发形的年轻姑娘,远离大家沿着靠窗那一边,一个人走来走去,口中念念有词地背诵台词。

  然而,王莹、蓝苹剑拔弩张,谁来当女主角,谁就会受到王莹、蓝苹两边夹击,谁也受不了!

  在场的人士中,如应云卫(好像是业余剧人协会的理事长)、金山、赵丹、魏鹤龄等都是熟人,只有章泯(引者注:《娜拉》的三位导演之一)是初次会面。戏剧界的朋友希望新闻界的人替他们宣传。所以我前往参观,他们甚表欢迎。应云卫很爽快,开门见山说:“希望老兄多捧捧。”

  就在争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导演章泯、于伶得悉《赛金花》的作者夏衍原来是沈端先,于是便把矛盾“上交”到剧作者那里。

  我笑答:“当然,当然。”

  夏衍在《懒寻旧梦录》中,有一段精彩的回忆:

  洪深是编、导、演一把抓的千手观音,他的翩然光临,大家正求之不得。

  “出于无奈,我出了一个糊稀泥的主意,认为可以分A、B两组,赵丹和蓝苹,金山和王莹,让他们在舞台上各显神通,这个设想章泯同意了,而于伶则面有难色。”

  本来大家正在休息,我们两人一进去,室内突然热闹起来。正在大家聊得起劲,那位穿阴丹士林旗袍、走来走去背台词的姑娘走过来,向洪深打招呼,态度很恭敬。

  “因为于伶知道蓝苹不论做戏还是做人,都有一丝一毫也不肯屈居人下的‘性格’,而要她担任B角,她肯定是要大吵大闹的。后来事态发展果不出于伶所料……”

  洪深向她说:“蓝苹,我来为你们介绍,这位就是我常对你说过的崔先生,我的老朋友、你的同乡前辈。”

  真的,蓝苹不屑于充当B角!她依旧坚持,赛金花应当由她来演。

  蓝苹态度很自然,大方说:“我拜读过崔先生很多著作,久仰得很。”

  就在王莹、蓝苹争执不下的时候,突然发生了“政变”:金山、王莹从业余剧人协会中拉出一支人马,宣布“独立”,成立了“四十年代剧社”。这个新剧社已暗中与金城大戏院签订合同,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九日在上海金城大戏院首演《赛金花》!

  洪深又向我说:

  尽管在十一月十五日,蓝苹、赵丹、郑君里、唐纳等业余剧人协会成员,在大东茶室举行记者招待会,向报界陈明《赛金花》的主角纷争经过……然而,四天之后,“四十年代剧社”还是照样上演了《赛金花》,女主角为王莹,男主角李鸿章由金山饰演。

  “她就是蓝苹,我的学生、你的同乡,捧捧她。”

  《赛金花》上演后,连续二十场,场场爆满,观众达三万人次以上,轰动了上海。

  我笑答:“当然,当然。”

  蓝苹在争演《赛金花》女主角的纠纷中败北。不过,各报竞载“赛金花纠纷”

  应云卫喜欢凑热闹、开玩笑,插嘴说道:“不能只捧同乡,要把大家一道捧。”

  公案,蓝苹又成了闹剧中的主角……

  我仍笑答:“当然,当然。”

  不过,从此蓝苹恨透了王莹。后来,当她成为“旗手”,便在“文革”中置王莹于死地。这是后话。

  我怕因应云卫的打岔,冷落了这位年轻女同乡,便问她:“山东那一县?”

  蓝苹、狄克和崔万秋

  “诸城。”

  蓝苹,总是脚踩两只船:

  本来她说的是普通国语,“诸城”两字露出了乡音。

  在生活上,既跟唐纳同居,又跟小俞来往;

  “诸城是文风很发达的县分,我有很多师友出身诸城。”

  在创作上,既争斗于银幕,又纠纷于舞台;

  “哦?”她很感兴趣。“等这出戏演完,我去拜访崔先生,一方面领教,一方面谈谈故乡的事。”

  在政治上,既混迹于“左翼”,又来往于……

  “领教不敢当,来聊天,随时欢迎。”

  一九八二年,香港的《百姓》半月刊,连载了数万言的长文《上海岁月话江青》。

  当天的谈话,到此为止,接着她便去排戏;我和洪深各自有事,看排戏看完了第三幕,便告辞而去。临别我对她说:“预祝你演出成功。”

  此文作者,乃崔万秋。

  我回忆初次看见蓝苹的印象,虽非妖艳动人的美人,但身材苗条,面目清秀,明眸丹唇,聪明伶俐,“好容貌”也。可惜江青的门牙,有一只是黄色,不便用“皓齿”恭维她。

  上海的“老报人”都熟知此人——他是当年上海《大晚报》副刊《火炬》的主编。然而,这只是他为人们所知的公开身份。

  这一颗黄牙齿,她却充分利用了。她飞黄腾达后,曾对电影局人员说:“我童年时代对封建主义非常恨。封建主义打母亲,为了保护母亲,把我推倒在地下,我的牙齿跌坏了,一个牙齿发黄,就是那个牙,我从童年就抵制封建主义。”她对维特克夫人也谈过她父亲打她母亲的事。

  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了南京,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

  但上海出版的《电声》周刊(引者注:当时上海的电影杂志)报道;蓝苹在苏州拍戏失慎,折落门牙两枚。莫论两说孰是,门牙发黄,则是事实,所以不便恭维她“皓齿”。

  (简称“军统”)的档案中查获,崔万秋为“军统”上海特区直属联络员。

  和赵丹领衔主演初露头角

  历史的安排,竟是那样的奇妙:在“文革”中,江青和张春桥同为“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同任中共第九届、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而在三十年代,同在上海,同时跟崔万秋取得了密切的联系……

  上海金城大戏院门口,高悬话剧《娜拉》巨幅海报,写着“赵丹、蓝苹领衔主演”。那时的赵丹已是上海的名演员,“蓝苹”这陌生的名字头一回亮相,就跟赵丹并列,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当蓝苹在一九三五年春天来上海演《娜拉》的时候,比她小三岁的张春桥,在这年五月,由济南来到了上海。

  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七日,当夜幕笼罩着上海,金城大戏院变得热闹非凡。

  一九三六年一月一日,蓝苹在崔万秋的《大晚报》、《火炬》副刊发表随笔之类;三月十五日,张春桥便化名“狄克”,在《火炬》副刊发表那篇攻击鲁迅的《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

  《娜拉》在这里首演。

  张春桥来上海之后,落脚于上海四马路(今福州路)三二四号“红屋”。那里本是世界书局发行所,后来被张静卢的上海杂志公司所取代。张静卢为上海出版界巨头,他的自传便以《在出版界二十年》为书名。张春桥在张静卢手下,当一名校对员。张春桥常因分不清错别字和标错标点符号,受到老板的批评。

  “亮晃晃的演员!白热化的演技!大规模的演出!”在当年的上海,话剧已沉寂多时。《娜拉》的公演,成了新闻热点。金城大戏院里座无虚席。公演持续了一周,上座率一直保持满座。鲁迅也去观看了《娜拉》。

  张春桥一到上海,便结识了崔万秋,其中的缘由是复兴社搭了桥。一九三三年春,张春桥在济南发起的“华蒂社”,隶属于国民党复兴社。

  上海各报纷纷报道《娜拉》的公演。“蓝苹”的大名,被用铅字印在许多报纸上,飞入千家万户。

  崔万秋呢?他是复兴社的上海头目——因为“军统”本来便是复兴社特务处。

  颇有影响的《时事新报》刊出了《新上海娜拉》特辑,刊头是蓝苹的大幅剧照。

  张春桥写了那篇攻击鲁迅的《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遭到鲁迅的严正批判。

  上海《晨报》在一九三五年七月二日所载苏灵的《观(娜拉)演出》一文,这样评论了赵丹和蓝苹的演技:

  鲁迅发表了《三月的租界》一文,痛斥了“狄克”。张春桥当即写信给鲁迅进行反驳。信末,张春桥给鲁迅留下了回信的地址:“请寄大晚报火炬星期文坛编辑部转我吧!”张春桥跟崔万秋的密切关系,是不言而喻的。

  赵丹,他是一个年青的艺人,他的长处并不是天赋的,他没有标准的健美体格,而且他也并没有怎样好的嗓音;但他努力,诚恳,对于剧中人的人格,思想,情感,肯下功夫去体验。而在艺术上,他肯刻苦地锻炼。在《娜拉》中他饰娜拉的丈夫郝尔茂先生。他能刻画出郝尔茂这样的一种人物来,一个家庭的主人翁,一个社会上有着相当地位的功利主义的绅士。在易卜生当时代的欧洲一直到现代的中国,郝尔茂正不知有多多少少。在《娜拉》这剧中,郝尔茂要算是难演的角色,但赵丹很轻易的胜任了。

  蓝苹也成了崔万秋的“联络”对象。由他主持笔政的《大晚报》《火炬》副刊,发过蓝苹的文章、照片,也发过吹嘘蓝苹的“影评”、“剧评”,称她是“典型的北国女性”,山东戏剧运动的“功臣”。

  其次,我要说出我的新发现。饰娜拉的蓝苹,我惊异她的表演与说白的天才!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国大陆批判江青、张春桥,提到了《太晚报》《火炬》副刊,也提到了崔万秋。

  她的说白我没有发现有第二个有她那么流利(流利并不一定指说得快)的。自头到尾她是精彩的!只有稍微的地方显缺点,即有时的步行太多雀跃了;有时的说白国太快因而失却情感了。

  崔万秋的反应如何呢?

  在首演的翌日,《民报》刊出海士的《看过(娜拉)以后》一文,也写及蓝苹:

  “崔万秋对上述两项攻击,当时一笑置之,未予理睬。”

  人物配得适当而演技也恰到好处的,应当记起蓝苹,金山,魏鹤龄,吴湄,赵丹五人,每个人物的性格,是被他们创造了,而对白也那样完美。尤其是第二幕,为了蓝苹的卖气力,那动作和表情,就像一个乐曲的“旋律”一样,非常感动人,到带着眼泪,跳西班牙舞时,这旋律是到顶点了,觉得全人类的自私与无知,都压榨在她身上,可怜极了。

  不过,他后来毕竟还是“理睬”了。他先是为香港《百姓》半月刊写了《上海岁月活江青》,然后又为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写了《江青前传》一书。

  二十一岁的蓝苹,头一炮打响,她成功了!

  《江青前传》的内容提要中,便写及崔万秋和当年的蓝苹有过“推心置腹”的交谈:

  她能够演好娜拉,除了她自己的演技之外,还有重要的一点,她跟娜拉心心相通!

  与这个时期的江青有过交往,并且是关系密切的人,环顾海外,可说廖廖无几,而唐纳与崔万秋可说是最为人所知的。

  她一遍又一遍读《娜拉》。她发觉,娜拉那“叛逆的女性”跟她的性格是那样的相似!她以为,娜拉是她,她就是娜拉——她成了娜拉的“本色演员”!

  唐纳是江青的前夫,而本书的作者崔万秋,则与她有一段颇为“相知”之交。

  她在《从(娜拉)到(大雷雨)》一文中,得意起来了。

  崔万秋,三十年代在上海《大晚报》任职,其时江青沉浮于艺海之间,演戏的往往希冀拉拢到文化人的捧场,他俩就这样认识而交往了。

  “记得在演《娜拉》的时候,我在台上真是自在极了,好像娜拉与我自己之间没了距离,把娜拉的话当作我的,把我的情感作为挪拉的,什么都没有担心,只是像流水似地演出来了。”

  江青在上海这一段生活,其烟视媚行、颠倒众生、艳名四播的浪行,以及要“露峥嵘”、强出头的个性,当时近在咫尺的本书作者,无不看得清清楚楚,听个明明白白,再加上与她有过数次称得上“推心置腹”的交谈,种种印象,虽然相隔了半个世纪,但作者仍能以惊人的记忆力,浑洒自如的笔触,细细向读者道来……

  后来,她在一九三九年九月十三日《中国艺坛画报》所载的《我与娜拉》一文中,也这么写道:

  崔万秋在《江青前传》中回忆,他在《娜拉》排练场结识蓝苹之后,便以为“蓝苹,是一个个性很强,自我中心的女性”。

  “当我初读《娜拉》的时候,我还是一个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的孩子。但是无形中娜拉却成了我心目中的英雄,我热烈的崇拜着她,我愿意全世界被玩弄着的妇女都变成娜拉。”

  他记得,蓝苹演完《娜拉》之后,曾经打过电话给他,“谢谢《大晚报》为她捧场,并表示想来看我,叙叙乡情”。

  “没有多久,我也离开了家庭。虽然和娜拉出走的情形不一样,但是我却要照着娜拉所说‘做一个真正的人!’……”

  于是,崔万秋约蓝苹到霞飞路白俄经营的DDS咖啡馆聚会。

  “也许会有人说:‘还是回到家里吧’不,我们决不能畏缩的退了回去,无声无息的被毁灭了。我们应该更加努力!但是必须认清努力的目标:这不是一个个人问题,而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我们要本着娜拉出走时的精神,挺起胸膛去争取社会上确切不移的地位。”

  那天,他们“从琅琊台的名胜,谈到诸城的人物”。从“开通山东的风气”的王乐平,谈到王尽美、邓恩铭(均为中共“一大”代表)。

  初出茅庐,初登舞台,蓝苹是用功的、是刻苦的。《娜拉》成功了。甚至有的报纸把一九三五年称为“《娜拉》年”——这当然是从中国的戏剧史的角度作出的评价。

  崔万秋说,他和王尽美、邓恩铭都曾是山东“励新学会”的会员,而且,“邓恩铭还是我一中的同学”。崔万秋注意到,“蓝苹听得非常热心”,虽然,他当时“知道她是左倾分子”,但是,“不知道她在青岛已经加入共产党”。

  不过,舞台毕竟受着多方局限,一场戏的观众不过几百人、上干人,难以出“大名”。

  接着,崔万秋又陪蓝苹去上海锦江饭店会晤阿英。他们一边吃,一边喝。蓝苹“既不拘束,也不粗野,不像是初出茅庐”。

  蓝苹期待着在上海出“大名”。她看中了电影——如果当上电影演员,银幕拥有比话剧多得多的观众,她便可以名扬四海了。

  他们谈论起京戏。蓝苹说:“程砚秋是革新派,梅兰芳是守旧派。”

  进入电通影业公司

  他们谈论起女明星。在胡蝶和阮玲玉两人之中,蓝苹毫不含糊地说喜欢阮玲玉,“有人批评胡蝶为石膏像,木美人。”

  上海电影界,看上去那些俊男靓女在那里进进出出,其实风不平,浪不静。国共两党在暗中激烈地争斗着。

  他们谈论起美国电影。蓝苹说“她很喜欢看葛莱泰·嘉宝演的电影”。

  一九三三年三月,中共成立了“电影小组”,共五人,即夏衍、钱杏邨(亦即阿英)、王尘无、石凌鹤、司徒慧敏。另外,阳翰笙是“文委”书记,田汉是“剧联”党团书记,虽然没有加入电影小组,但他们分别打进“艺华”、“联华”电影公司担任编剧,也活跃于电影界。

  崔万秋所回忆的和蓝苹的谈话,大体上是两个话题,即故乡山东和戏剧电影。

  那时,蒋介石正指挥几十万大军,在江西围剿朱毛红军,岂容中共文化人渗入上海电影界?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三日,上海《大美晚报》登出如下新闻:

  至于更深层次的谈话内容,《江青前传》中并没有写及。他自称和蓝苹“虽然是同一年(一九三三年)到上海,而且是山东同乡,但一直到一九三五年初夏才由洪深介绍见面。相识之后,同在十里洋场的文化界兜圈子,但除了文化界集会时偶尔见面外,私人往来很少”。这与该书封底所印“内容提要”上的介绍,似乎大相径庭。

  “昨晨九时许,艺华公司在沪西康脑脱路(引者注:今康定路)金司徒店附近新建的摄影场内,忽来行动突兀青年三人,向该公司门房伪称访客,一人正持笔签名之际,另一人大呼一声,预伏于外之暴徒七、八人——一律身穿蓝布短衫裤——

  耐人录味的是,当年的“军统”头目沈醉,在一九八三年出版的回忆录《我这三十年》中,写下了自己目击的几个镜头:

  蜂拥夺门冲入,分投各办事室,肆行捣毁写字台,玻璃窗,以及椅凳各器具。然后又至室外,打毁自备汽车两辆,晒片机一具,并散发白纸印刷之小传单,上书‘民众起来一致剿灭共产党’,‘打倒出卖民众的共产党’,‘扑灭杀人放火的共产党’等等宇样。同时又散发一种油印宣言,最后署名为《中国电影界铲共同志会》。……

  “我当时去崔家,经常见到蓝苹,她有时还给我倒茶,因为崔是上海《大晚报》副刊《火炬》的编辑,常在该报写‘北国美人’等类文章来给蓝苹捧场,一个四等演员有这样的人来捧场,当然是求之不得,我不但记得很清楚,而且在粉碎‘四人帮’后,知道那个在崔家见过的穿蹩脚西装的狄克,就是张春桥,我的脑子里也有印象。”

  该会且宣称昨晨之行动目的仅在予该公司一警告,如该公司及其他公司不改变方针,今后当准备更激烈手段应付。联华、明星、天一等公司,本会亦已有严密之调查矣云等。

  蓝苹和狄克,同时往来于崔万秋家中,是历史的巧合耶,还是历史的必然?

  “据各报载该宣言之内容称,艺华公司系共产党宣传机关,普罗文化同盟为造成电影界之赤化,以该公司为大本营,如出品《民族生存》等片,其内容为描写阶级斗争……”

  月亮,总是把光明的一面朝着地球,而把阴暗的背面隐藏着。许多历史之谜,就隐藏在那阴暗的背面。

  紧接着,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六日《大美晚报》又刊出《影界铲共会警告电影院拒演田汉等之影片》;对上海各电影院发出警告:

  蓝苹终于离弃唐纳

  “祈对于田汉(陈瑜)、沈端先(即蔡叔声、丁谦之)、卜万苍、胡萍、金焰等所导演、所编制、所主演之各项鼓吹阶级斗争、贫富对立的反动电影,一律不予放映,否则必以暴力手段对付,如对艺华公司一样,决不宽假。”

  蓝苹始终是个不安定、不安分的女人。

  这里提及的沈端先,亦即夏衍。

  突然,从影剧圈里又传出“新闻”:蓝苹跟唐纳“携手”返沪后,同居了几个月,又吵吵闹闹,终于又分居了!

  不久,上海国民党市党部又宣布,奉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命令,开列了二十八个“反动文人”名单,内中有鲁迅、郭沫若、陈望道、茅盾、田汉、沈端先、丁玲、柔石、胡也频、周起应(即周扬)、巴金、冯雪峰等,查禁一百四十九种著作。

  蓝苹赶走了唐纳,她仍住在法租界环龙路,而唐纳被迫在兆丰公园附近另租了一间房子。

  面对如此严重的文化围剿,田汉、阳翰笙、夏衍等不得不退出艺华等电影公司。

  蓝苹后来在她发表的《一封公开信》中,这么说及:“我陷在一种很厉害的郁闷躁狂中。我时常捶自己的头,打自己,无故的发疯一样的闹脾气,可是一见人,尤其是朋友,我就只是傻傻的瞪着眼望着,我不能说出心里的郁闷,我漠视了一切友谊。”

  接着,国民党警察抓捕了田汉、阳翰笙。

  关于分居,她这么说:

  这时,中共电影小组的夏衍另打主意,看中了电影小组成员司徒慧敏的特殊的社会关系——他的堂兄司徒逸民开设了“电通电影器材制造公司”,这家公司成立于一九三三年,本来只是做电影器材生意,中共电影小组策动该公司在一九三四年春改组为“电通影业公司”,拍摄电影。

  “在分居的时候,我曾经和朋友,最亲近的朋友——连唐纳的也在内——商量过,他们都以为要是一刀两断,怕他吃不住,又自杀,只好采取缓慢的手段。就是给他一个希望,要他努力工作,写作,读书,以后还有相爱的机会。另方面呢?在这种并不重的打击下和友谊的鼓励下,他一定会努力的。只要努力,生活一定充实,那么这类的打击是不会使人自杀的……”

  于是,左翼影界人士纷纷转往“电通影业公司”,在上海建立新的左翼电影阵地。程秀华主编的《中国电影发展史》这么评价电通影业公司的建立:““‘电通’的成立,标志了这一时期左翼电影运动反‘围剿’的重大胜利。”

  虽说已经分居,但是,蓝苹和唐纳仍不断地吵架。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电通”推出了它的第一部影片《桃李劫》,由袁牧之编剧,应云卫导演,吴蔚云摄影。影片上映后,获得观众好评,使“电通”站稳了脚跟。影片中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毕业歌》,一时成了“流行”歌曲。

  他们不断地到,治安坊去找史枚,要史枚“仲裁”。

  一九三五年初,电通影业公司迁入上海虹口荆州路四○五号原岭南中学内,在那里盖起摄影棚,拍摄了第二部影片《风云儿女》。电影的故事原是田汉写的。由于田汉被捕,由夏衍改编成摄制台本,许幸之导演,吴印咸摄影。影片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田汉作词,聂耳作曲,传唱全国,以至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夏其言记得:当蓝苹跟唐纳在史枚面前吵闹时,甚至动手打架——在夏其言家中大打出手!

  就在《风云儿女》即将完成之际,蓝苹进入电通影业公司。据说,介绍她进“电通”的,便是最初在上海码头迎接她的那位青年导演史东山。

  夏其言记得:有一次,天还没亮,他跟史枚还在睡觉。突然,蓝苹披头散发,前来敲门。蓝苹刚进来,唐纳也来了,又是一场大吵大闹。

  当年的《电影新闻》图画周刊,记述了蓝苹初到电通影业公司的情景,写得倒还真实:

  夏其言还记得:有一次,在他的家里,当着史枚和他的面,蓝苹抓住唐纳的头发,把唐纳的头往墙上撞……

  “有一天,施超正与几个同事,在网球场上玩球,忽然门房领了一个姑娘进来,看她秀发垂肩,身段苗条,穿着一件蓝布旗袍。当她问讯的时候,说得好一口北平话。她是来访编剧先生唐纳,因为唐纳不在,她就改访了玉莹与袁牧之。可是偏偏不巧,他们两位也出去了。于是她便坐在网球场旁闲眺。不一刻,也手痒起来,居然也提了丢在一旁的网拍,参战起来,只挥拍几记,就知道她是内行。”

  蓝苹也并不讳言她跟唐纳之间的打闹。她在那《一封公开信》中写道:

  “晚上,在膳厅里,经理马德骥,替她介绍,方知这位是新近参加演员阵容的蓝苹小姐,并且还替她补自一句说:‘蓝苹小姐是话剧界有名之士。’”

  “他又来了,进门就骂我,我请他出去,他不出去,于是我叫阿妈上来,但是他竟把房门锁了,急得我那个善良的阿妈在外边哭,可是我呢?我却平静的很,我知道他很痛苦,让他骂骂出出气也是好的。可是天哪!他骂的是什么呢?我生平没受过的侮辱,他骂我玩弄男性,意志薄弱,利用男人抬高自己的地位,欺骗他……”

  仅仅演过一部《娜拉》,蓝苹就成了“话剧界有名之士”;以此为跳板,她跳进了电影圈子里。

  “我默默地让他骂,他骂够了走了。可是在我心里起誓了,让一让二不让三,他再来我就给他个厉害。我的让一让二,并不是怕他,而是可怜他,另方面是看重自己!”

  蓝苹进入“电通”,正值“电通”在筹拍第三部影片《自由神》,该片由夏衍编剧,由司徒慧敏导演(这是司徒慧敏导演的第一部影片),杨霁明摄影,演员有王莹、施超、周伯勋、吴湄。蓝苹来到之后,也就加入了《自由神》的拍摄,饰演影片中的女兵余月英一角。

  “在一个夜里,他又来了,就这样我打了他,他也打了我,我们关着房门,阿妈和朋友都敲不开。我疯了,我从没有那样大声的嚷过,这一次他拿走了他写给我的所有的信,他又说登报脱离关系,但是他并没有登。”

  从《蓝苹访问记》看蓝苹

  “我的家里除了一把小水果刀和一把剪刀以外,别无武器,不要怕,来吧,我绝对不躲藏!讲到所谓的‘新闻政策’,我绝对不是像阮玲玉一样,为着‘人言可畏’而自杀,或是退缩,我一动都不动的在等着,在等着他们用斗大的铅字来骂我!”

  自从主演话剧《娜拉》一举成名,关于蓝苹的种种报道多了起来。她进入“电通”,成为“影星”,更是记者追逐的对象。

  “唐纳万一再来找麻烦,以及他的朋友们要对我施以‘不利的打击’,不外是我们那次仪式(指“六和塔婚礼”——引者注)在作怪。因为在这个社会,这个仪式——虽然没有婚书——被普通人视为一种良好的两性的约束。自然是很平常的事。

  在长长短短、大大小小的各种报道之中,笔者以为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八日至九月一日连载于《民报》的《蓝苹访问记》,还算比较真切地写出当年二十一岁的蓝苹初入电影界时的形象。

  就是那些自命不凡的人利用来攻击别人,也是一件极平常的事。”

  现照录原文如下:

  “起先我之不愿声张,完全是因为不愿为了这无聊的事来轰传一时,同时我不忍让唐纳受到更多的苦恼,因为我一直可怜着他的。可是现在他既这样,难道我是一个可怜的小虫子,可以随便让人踩吗?不!蓝苹是个人,永远不退缩……”

  蓝苹访问

  文如其人,人如其文。蓝苹的公开信,活脱脱地勾勒出她的泼妇骂街的鲜明形象。

  《民报》记者李成

  据后来的江青说,三十年代的蓝苹是“硬骨头”,是“跟鲁迅站在一起,并肩战斗”,她,真不知天底下有羞耻二字!

  八月四日,吃好了中饭,搭十七路无轨电车到荆州路下来,向西约摸跑了数十步,那用白漆写在黑篱笆上斗大的“电通影业公司”这几个字已映在我底眼睑里了;虽然酷炎的太阳光芒直射着我,满身如雨般淌着汗珠,但因为好容易被我找到了处所,所以这却使我有“乐极忘悲”之感,只兴奋地向前迈进。

  秦桂贞是历史见证人

  跨进了大门,门房便站了起来问我找谁,我一边用手巾拭着汗珠,一边告诉他要找蓝苹小姐,但他也只应一声“唉”,却不再问我底姓名就一溜烟地向宿舍那里跑进去了。过了一会,门房转出来,站在摄影(棚)底门口,用手在招呼着我,于是我就大阔步地跟着他走进了会客室。

  听说蓝苹的《一封公开信》中一再提到的那位“阿妈”尚在,“阿妈”是深知蓝苹内情的。我去寻访这位历史的见证人。

  这时,刚巧有一个青年埋头在弹钢琴,蓝苹小姐很起劲地站在旁边练习嗓子。

  我在上海闹市区复兴公园附近,找到了蓝苹、唐纳当年的住处。那是二楼的亭子间,十来个平方米而已。

  她,穿着一件白色的条子纺绸旗袍,脚上也只穿一双白帆布鞋,连短统反口的袜子都没有穿而裸着。她底脸上既没有擦一点粉,又没施胭脂,当然口红更是谈不到了。

  蓝苹当年的房东,其实是二房东,是个资本家,叫许慕贞。

  还有她底头发也不像‘娜拉’那样卷烫着,却只在前额上留着几根短发(俗呼‘前留海’),其余都是朝后梳着,真使人感到不如摩登女郎那样的妖艳与讨厌,而是好像乡下姑娘似的纯洁质朴。

  房子尚在,人事全非。如今住在那里的人,都不知道半个世纪前这儿住过什么房客,有过什么二房东了。

  蓝小姐一听到我底皮鞋声,她把头回了过来一看,就好像“小鸟儿”一般活泼泼地向着我迎面跳过来,一边伸出手来和我握了一下,一边满脸浮现着笑容开口说道:

  我托好几位朋友代为寻觅。费尽周折,一九八六年七月二十六日,我终于找到了那位“阿妈”——当年许慕贞家的保姆、蓝苹的好友秦桂贞。

  “今天天气特别来得热。唉,这里还有一点儿风,李先生,请坐吧!”

  竟有那样的巧合:秦桂贞也属虎!这样,蓝苹、唐纳、黄晨、史枚、夏其言、秦桂贞六人同年。

  “是的,今天特别来得热。蓝小姐很忙吧?”我就把上衣卸下来挂在椅背上。

  秦桂贞一头银灰色短发,常州口音,说话有条有理。在一间小屋里,她跟我长谈,讲述五十年前的情景:

  “没有什么,空闲得很,因为司徒慧敏先生这几天生病,所以没有拍戏……”

  “那幢房子,是许家租的。我是佣人,住在三楼亭子间。隔着一层楼板,下面的亭子间就是蓝苹跟唐纳住。那时候,我喊蓝苹‘蓝小姐’。我跟她同岁,很讲得来,一有空就到她的房间里闲坐……”

  她把头低着,沉思了一下,道:“唉,我底嗓子太不行了,像演《娜拉》似的,虽然我自己拼着命吊起来嗓子,但台下较远的观众老是听不清楚,所以我近来每天在练习嗓子。”接着她便谦虚地笑嘻嘻说道:“李先生,请指教!”

  秦桂贞记得,“蓝小姐”因为觉得那个亭子间的房租便宜,就租了下来,来的那天,只带着一只黑皮箱和一个铺盖卷。屋里放一张铁丝床,一张写字桌,那都是许家借给她的。

  这使我感到为难了,我既不是批评家,又对于戏剧毫无研究,是门外汉,当然我只有用“很好”二字来回答她了。

  没几天,蓝苹就跟秦桂贞熟了。“阿桂、阿桂”地喊了。有时,随着许家孩子的口气,喊秦桂贞“阿妈”。

  “那可不敢当。前些时候报纸上批评我底台词念得太快了一点,就是我自己也有这样的感觉。虽然我时常想矫正过来,事实上却很不容易。这就是我底缺点。但是,假使第三次再演《娜拉》的时候,我相信一定是可以办得到了。”

  秦桂贞挺善良,看到蓝苹忙于拍电影、演戏,就替她拖地板、冲开水、洗衣服,从不收她一分钱。

  这时,大家都静默无言地对坐着,凉风不时还可以从窗口送进来。于是我就把自己底话匣打开来:

  秦桂贞发觉,蓝苹怎么不吃水果?

  “蓝小姐府上哪儿?”

  “没钱呀!”蓝苹把双手一摊。

  “山东济南。”

  秦桂贞悄悄把东家买的西红柿,洗干净了塞给她。有时候,蓝苹不在家,就放在她的窗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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