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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乞丐到元首: 第十四章美高梅集团4858 “带着

2019-09-28 09:50

  英国大使菲*?斯向伦敦报告说:“……德国的小学生,在智育和体育方面正在得到精心培育以保卫德国……不过,本人深怕,如果本届或尔后任何一届德国政府要求他们必须保卫德国,他们将适合并准备在外国领土上前进或牺牲。”这个征兆是从“少年训练”开始的——即为“希特勒青年团”作准备,对10至14岁的少年所作的训练。“‘少年训练’是新近得到的、永恒的、无情的真理的一个因素”,一本关于这个问题的小册子作者写道,“对我们说来,服从一道命令或一道指示是最神圣的职责。这是因为,每道命令均发自负责人,而那位负责人正是我们所信任的元首……所以,德国的父老兄弟们,我们是你们的先锋。我们这些德国青年的领导者,将你们的儿女进行训练和教育,将他们塑造成善于行动、善于取得胜利的人们。我们让他们进了严格的学校,锻炼他们的铁拳,提高他们的勇气,培养他们的信心——对德国的信心。”
  加入“希特勒青年团”后,每个男孩子都有一把刻有“鲜血和荣誉”字样的匕首。他还被告知说,现在,他不但穿上了褐衣,而且要用武力保护它。“这就是说,我们不能容忍任何人对我们做的任何事情。”不久前,逃往英国的一个“希特勒青年团”团员说,“我们比任何一个非军人优越,如果他们敢于装腔作势,我们便可毒打他们。”
  1933年前,“希特勒青年团”的目的不外乎是将各阶层的青年团结起来,用宣传和说服的办法,一方面让他们与共产党的各种组织决裂;另方面向他们灌输为权力而斗争的思想。后来,它的任务却成了让他们练好体魄,接受政治教育,训练他们为元首和民族效劳。然而,与民众的信念相反,他们并未进行军训。据希拉希的副官哈特曼·罗特巴舍说,“制服嘛,则是在希特勒青年团成立前青年组织的服装,不仅在德国有,而且在其它国家也有。”
  为了在思想上和体格上让全民为未来作好准备,希特勒在四年内把全民的健康水平提高了一大步,连外国人对此也产生了深刻的印象。“婴儿死亡率大大降低,比大英帝国之婴儿死亡率还低”。希特勒当政后,曾七次出访德国的英国国会议员阿诺尔德·威尔逊爵士写道,“肺结核和其它疾病大大减少。审判罪犯的法庭从未如此闲过,监狱也从未如此空过。看到德国青年如此健壮,这确是件快事。连最穷苦的人们的衣着也有改善;他们的笑脸证明,他们的心情也愉快多了。”
  工作条件也得到了改善——窗户多了,拥挤程度减小,洗手间也有改进。在“美化每个地方”的口号下,所有办公室和工作室都保持整齐清洁。花草多了,使劳动者能欣赏自己的环境。这些成绩是实实在在的,而不是幻影。工人们从未享受过这样的特权。罗伯特·雷伊的“劳工阵线”倡议“欢喜出力量”计划,还为工人们听音乐会、上剧院观赏表演、参观展览、跳舞、看电影和参加成人班学习提供津贴。最富有革命性的创举要算是旅游津贴。现在,连最卑贱的劳工及其妻儿子女,均可坐上豪华的旅游船,欢度梦想不到的假日。
  “工人们看到,我们是真心诚意要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的”,雷伊说:“他们看到,派出去当德国代表的并不是所谓的‘知识阶层’,而是他们自己,我们向世界显示的是德国工人阶级。”在德国,人们还建造了许多不分等级的船只,雇主和白领们与工人们享受同等待遇,希特勒1月30日在议会演说中说:“德国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且产生了效果。这些效果是最高意义上的民主——如果民主有任何意义的话。”希特勒这番话的意思,正是这种社会民主的精神。
  希特勒致力于团结各阶层的人们——犹太人当然不属此列。他的这种牌号的社会主义既不排斥富翁,也不排斥中产阶级。“资产阶级切莫以为自己是教育或资本的某种享受者,切勿以为自己已被马克思的财产观念与工人们分离”。他对一采访者说过,“资产阶级必须像工人一样,适应社会之福利。”在实践中,这种观念使工人们觉得荣耀,强调了希特勒之社会平等的理论。公共媒介宣传他是个建筑工人、画家和学生,是人民中的普通一员,是坐在司机旁边的普通人,他吃的饭菜也很简单。他拒绝接受任何一种名誉学位。在工厂里向工人们发表演说时,他总是使用昵称“我们”,向他们吹嘘说,他也是个没有地产、没有股票的人——但他却没提到,《我的奋斗》一书已使他成为百万富翁。
  甚至在武装力量中,这种平等的精神也可感觉出来。在常备军中,官兵之间的同志之情比先前要强烈得多;党卫军成了民主的典范。在这里,官阶之间的差别已不复存在,有的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兄弟手足之情——这是大多数英美军官无法接受的。最能表现平等主义的是“青年劳动服务”——凡17至25岁的男女青年,不分阶级,必须为“人民和祖国”劳动服务一段时间,或当农民,或当劳工。这种做法原是要减少失业,但却远远超过了罗斯福搞的目的相似的“民众维持兵团”,成了社会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在劳工营的墙壁上,常常挂着旗帜、元首和其他领导人的肖像,以及诸如“德国需要你,你需要德国”、“人民高于一切,你却微不足道”、“劳动服务是德国青年的光荣职责”等鼓动性的标语口号。在某劳工营中,美国来访者G·S·科克斯发现了两条很有意思的标语。其一,是希特勒语录:“犹太人并非德国人,只是商人,不是公民,而是根除者”;*?二,与之并排者,系康德语录:“勇于使用理智”。科克斯发现,受锻炼者的情绪很高。“他们身体健壮,丰衣足食——这是其中某些人多年来未享受过的奢华生活。他们忙得不可开交,无时间评头论足。”
  希特勒在任的头四年里所取得的最大成就,或许是他统一了全国。外交官乔治·肯南警告他的一个上司说,希特勒并未使时光倒转。“德国统一了,完全是如此。在这方面,波拿巴和拿破仑三世之未竟事业,在凡尔赛得到了完成。现在,希特勒正将特殊主义残余及阶级差别连根铲除。鼓吹希特勒是用将一切降低至最低标准以完成这一切之说,是不存在的,是不符合实际的。德国的统一是事实。希特勒可能下台,但团结却依然存在。与此同时,阻止外来干涉之举也将存在——必须存在。嫉妒、不稳定、自卑感,以及随之而来的统治欧洲的贪欲——这些都是大多数德国人真正共有的东西。”
  没有一个研究德国问题的客观的观察家能抹煞希特勒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劳工虽然丧失了工会,资方也丧失了在政治上组织起来的权利。事实上,每个人都丧失了权利和自由,国家得到的是平等和繁荣。然而,为希特勒之纲领所付出的代价却不限于公民自由的丧失:他虽然用独创的方式使国家摆脱了经济衰退和结束了失业,但是,由于他坚持不惜一切代价加速重新武装,这便将潜在的灾难性的经济危机强加在德国头上。沙希特这个聪明人物曾使出全身解数,反对希特勒和军方为使德国经济独立所作的努力。首先,他否决了战争部和L.G.法本生产人造橡胶的计划。接着,他又拒绝了勃洛姆堡关于增加燃料油生产的要求,因为他生怕此举会打破和平时期国民经济之平衡。但是,到1936年初,沙希特的影响已逐渐消失。平时,希特勒已下令将陆军扩大至36个师,国民经济被弄得失调。基本原因有两个:进口价格上升了百分之九,而出口价格却下降了百分之九;由于农业连续两年歉收,德国农业无力满足本国的需要。原料库存正在减少,市场上已出现令人不安的食品和燃料短缺的情况。由于俄国对这两种商品的出口进行封锁,罗马尼亚又索价甚高,此危机便进一步加剧。供取暖、照明、润滑用的燃料之供应,以及柴油的供应,都维持在低水平上,而本国之生产又无能给予取代。
  就是这种紧急情况,促使希特勒于1936年中夏提出了上面提到的实行战时经济的计划。他之解决燃料油库危机的答案,多年后,在美国被采用了——自给自足。他自然深知,在德国现存的版图内,是无法生产足够的原料以达到完全的自足。他仍坚持应尽力而为。他坚持说,只要德国向东扩展,绝对自足是可能达到的。他置沙希特之意见予不顾,要求提高合成橡胶、铁矿砂、油脂、纺织品和轻五金产品的产量,并要求在一年半内解决燃料危机。
  专家们一再警告,若执行这一计划,生产成本将昂贵异常。他将此当作耳边风。对他之生产武器而不是增加原料生产的主张,工业界怨声四起,但他充耳不闻。相反,他用国家将进行干预对大企业进行反击——假如他们敢于不参与为实现自足而进行斗争的话。他宣布,“财政与经济,以及所有理论,都是为人民之自立之斗争服务的。”对希特勒而言,这不过是个意志力的问题。他要求实行“可与军事和政治动员相比”的经济动员。只要陆军在四年内可供作战,如何将经济动员起来,这他是不管的。
  这就是他1936年在纽伦堡大会上宣布的四年计划。大会结束后一月,他挑选了戈林去主管这一计划。有意思的是,在他的合作者人选中,只有一名是老党员,所有高级职务均由愿合作的政府官员、企业界代表和总参谋部的军官担任。这就意味着,除了只忠于自己和希特勒的戈林外,纳粹党已被排斥在为国民经济生活制订决策的范围外。
  在一起号召全国动员的演讲中,戈林宣布,工人和农民必须全力生产,发明家必须随时任由国家支配,商人不能“考虑利润,只能为建立一个独立而强大的德国经济着想。”他用一代人以后由一位美国总统会加以解释的语言,请求德国全体民众为国家服务。“我们每个人每天都要自问,自己能做些什么,能够为共同努力之成功贡献些什么。”
  两个月后,希特勒亲自向一群工业界要员发出强烈呼吁,要他们信任戈林,支持他完成这项重要任务。他说:“戈林是此项工作的最佳人选,具有坚强的决心,是个具有钢铁意志的人物。”在同一次会议上,戈林对工业家们说,现在的问题不再是如何廉价生产,而是必须生产。外汇是如何挣得的,这他一点儿也不管。只有那些犯了法而又未获成功的人才会受到起诉。
  “我不得不谴责这些经济上的胡作非为”,沙希特写道,“同时反对这种不负责任的、对法律尽量公开地进行肆意嘲弄的行径。”在他60岁生日那天,他在一起演说中,是这样讲的。他也批判了戈林之唯一重要者是生产之说。假如我在某块土地上播种一百磅,收成只有一百磅之四分之三,那末,在经济上,这是难以想象的胡闹。”这是一位失宠官员的战争宣言。不到数月,沙希特被迫辞去经济部长的职务。这便使戈林得以胡作非为,竭力贯彻元首将国民经济变成为重新武装——和为战争服务的彻头彻尾的工具的计划。
  假如希特勒死于1937年,即他上台四周年之际——尽管碰上严重的经济大危机——毫无疑问。他将被作为一个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写进德国史册。在全欧,数以百万计的人们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杰尔杜鲁德·斯坦因(他觉得罗斯福令人生厌)认为,希特勒应得诺贝尔和平奖。乔治·萧伯纳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为希特勒和其他独裁者辩护。他发表的关于法西斯主义的演讲,令他的“费边学社”(系一主张以和平和渐进的方式实现社会主义之学术团体,1884年创立于英国——译注)同人怒不可遏,也遭到被放逐的反法西斯战士的激烈反对,言辞激烈的信件如洪水般涌来。另一名直言不讳的追随者是瑞典著名的探险家斯文·海汀。他写道,希特勒具有为正义而斗争的不屈不挠的热情、远大的政治目光、准确无误的卓识远见,“他真正关心他的同胞们的福利”。海汀本人有十六分之一的犹太血统,且为此而自豪。他一方面为希特勒的反犹主义辩护,另方面又反对其严厉的措施。他说,只要你公正地调查一下停战以来犹太人的行径,你就会明白德国人为何讨厌犹太人。“哪里通过了失败主义和奴颜卑膝的政策,那里的主要支持者肯定是犹太人无疑。共产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的先锋肯定是犹太人。这是一条规律。”他对希特勒之成就的总结可说是出自戈培尔的手笔,“能在短短的四年内将他的人民从最底层提高到自我觉醒、自豪、守纪律而又有权力的人,自然值得他的同胞感激和受全人类尊敬。”
  希特勒不仅鼓舞了作为个人的外国人,而且还作出榜样,在整个欧洲刺激了类似的运动的发生和发展。其中最重要的是“英国法西斯联盟”,即所谓的黑衣党。不久前,希特勒曾出席黑衣党领导人奥斯瓦尔德·莫斯雷爵士与迪阿娜·密特福特举行婚礼后举办的午餐招待会。在法国——在那里,反犹主义长期以来就是民族主义、忠君主义,有时还是天主教主义的一个方面——查尔斯·莫拉斯领导的“法国行动会”也繁衍起来,它在一部分有天才的作家中影响颇大。此外,在法国还有弗朗斯瓦·德拉罗克上校领导的老牌极右分子组织“铁十字架”,以至五六个诸如此类的组织。虽然实践中的法西斯主义令这些非因循守旧者反感,但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所发表的言论和所取得的成就却将他们动员了起来。他们反对自由国家,反对民主和议会政体。
  在比利时,后来称自己为希特勒精神之子的青年里昂·德格雷尔组织了“君王党”,作为反对共产主义的堡垒。“我们的运动”,多年后他评论说,“是长枪会性质的,不是法西斯的,是精神上的,而不是政治性质的。”在他看来,君王主义是对时弊的一个反动;是政治革新和政治正义的运动;是反对混乱、无能、渎职、动摇以及——这是最重要的——反布尔什维主义的战斗。
  法西斯主义的影响波及了美国。在美“德美同盟会”,会员们公开穿起纳粹制服:白衬衣、黑领带、高筒靴和卍字章。
  在中国,蒋介石秘密组织了被称为“蓝衣社”的精华小组。“现在,法西斯主义被认为是落后的”,许多年后,一会员说,“但在那时,它是振兴中国的极先进的手段。”它的首要目标,很明显,是要维护民族的生存。“法西斯主义是濒临灭亡的民族得以自救的唯一工具”,蓝衣社的刊物《社会新闻》在一章 社论中写道,“它拯救了意大利和德国……因之,除效法法西斯暴力斗争之精神外,别无他途,一如意大利与德国之所为。”
  蒋介石也同样满腔热情。“法西斯主义能否救中国?”他向一群蓝衣社会员提出这个问题,并自己作了回答:“当然可以!法西斯主义系中国目前之亟需。”尽管在公开场合他否定西方人士,也厌恶民主,却督信希特勒之元首原则(“数十年来,吾人对民主和提倡思想自由十分陶醉,却一无所得”)。“法西斯主义之要旨”,希特勒上台八个月后,蒋介石告诫其党的头目们说,“系对英明领袖之绝对信任。”除非对这样一位领袖完全信赖,否则,民族之复兴实无可能。“所以,毋需多言,领袖定是有革命精神之伟人,定能作全体党员之表率和楷模。再者,每位党员当需牺牲一切,直接为领袖和党效力,此也即为社会、民族和革命效劳。从吾人参加此革命党之日期,吾人已将自己之权利、生命、自由和幸福奉献给此党及其领袖……为此,吾人才得以被谓为真正法西斯主义者。”
  希特勒上台后四年内所取得的成就,大大地鼓舞了许多有同样思想的人们。法西斯主义不仅吸引着心怀不满或被剥夺公民权利的人们,而且也吸引着那些心怀好意、忧国忧民的人士。它把大批青年和知识界人士吸引过去——他们觉得,比诸资产阶级之自由主义,法西斯主义更为新鲜。尽管各国法西斯主义之牌号不同,法西斯主义的所有推崇者(包括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内)都一致相信,勿论如何,民族之精神团结定能扫除万难。他们相信,达此目标,任何方式均属正义,无可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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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希特勒忙于外交。10月4日,他在勃伦纳山口与墨索里尼会面。“战争已打赢了!其余的只是时间问题”,他说。在承认德国空军尚未取得霸权的同时,希特勒又声称,英机正以三比一的比例被德机击落。然而,因为某种原因,尽管军事形势已完全无望,英国仍在负隅顽抗。英国人民正在经受非人道的待遇。英国为何要顽抗呢?他在抱怨,又自己回答这一问题:希望得到美国或苏联的援助。
  他说,那是幻想。三国条约已在懦夫般的美国领导人身上产生了“沮丧性的效果”,而部署在东线的40个德国师则令俄国人丧胆,不敢出面干预。所以,给大英帝国致命一击的时机已经成熟了:夺取直布罗陀。说到这里,希特勒把话题一转,破口大骂西班牙人——他们参战的代价是40万吨粮食和相当大数量的煤油。还有,当谈话提到偿还的问题时,希特勒抱怨说,佛朗哥竟有脸回答说“这是一个将理想和物质相混淆的问题。”希特勒气得七窍生烟,吼道,人家几乎将他说成是个“渺小的犹太人似的,为人类最神圣的东西进行讨价还价!”
  两个独裁者在温暖和信任中分别后,元首便前往贝希特斯加登,“安静地思考这项新的政治计谋。”他在贝格霍夫的房中来回踱步,还到上萨尔茨堡的山坡上作长距离散步。有时,他也会讲讲他的想法,或在餐桌旁,或在会议上。这些片言只语最终却形成了一项决定,即在他去与佛朗哥会晤的途中,试探法国人的口风。然后,只有在那时,他才与俄国人谈。
  他的专列(名字很古怪,叫“阿美利加”)于12日离开德国,当晚便抵达法国中西部的蒙特瓦尔。在这里,维希政权的副总理赖伐尔在火车上与元首进行了简短的会谈,主要内容是为两天后与贝当元帅会晤作出安排。到此时,元首已下决心把法国降为家奴。为此,他希望得到受害者的自动自觉的帮助,但也随时准备在必要时使用武力,进行残酷的报复。如同对待其他被征服的国家一样,希特勒力图将法国变成戈林所说的掠夺经济(包括掠夺一切有价值的东西,从原料和劳力到国家的艺术珍品),希望维希政权成为一名积极反对英国的盟友。从赖伐尔的态度看,希特勒相信,这是可以做到的。所以,当他乘火车连夜继续前去与佛朗哥进行关键性的会晤时,他是满怀信心的。
  他们会晤的地点是法国一边境小城。这个小城叫昂代,位于法国西南部的疗养区,在比亚里茨下方,有着值得大做旅游宣传的沙滩和棕榈树。所以,与其说它适合开具有世界意义的会议,倒不如说适合作为疗养胜地。会晤的地点设在城外法国窄轨铁路与西班牙宽轨铁路交轨处。元首的火车按时抵达,赶上了下午两时要举行的会晤。但在邻近的月台上却不见西班牙人的火车。此时正是10月,天气晴朗明快,温度宜人,使按时抵达的德国人没有发火。毕竟,你还能从那些老是拖拖沓沓的西班牙懒汉的身上期待什么呢!
  希特勒相信,一旦与佛朗哥晤面,他便能将他说服,就像他曾说服张伯伦、赖伐尔以及其他人那样。要没有德国的帮助,你这个自封的大元帅会在哪里?这决不是你西班牙人所相信的,说什么是靠了圣母的干预他才取得了内战的胜利。实际上,是靠了德国空军“将炸弹如雨点般从天上扔下去才决定胜负的。”
  在等候时,希特勒与里宾将洛甫在月台上交谈。“目前,我们还不能”,施密特听见希特勒在说,“给西班牙人提供任何书面的承诺,不能书面答应将领土从法国殖民地移交出去。在这个棘手的问题上如果让这些碎嘴皮的拉丁人抓到了任何书面的东西,或迟或早法国人都会有所风闻。”明日,他就要诱使贝当开始向英国采取积极的敌对行动了,所以,他今天不能放弃法国的领土。“此外”,他接着说,“若与西班牙人签订的这种协议走了风声,法国的海外殖民地便有可能落入戴高乐的手中。”
  一小时后,西班牙人的火车终于出现在横跨在比达索阿河上的国际大桥上。西班牙人之姗姗来迟是故意的,不是被休息所误。“这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会晤”,佛朗哥对一个军官说。“我必须设法用计——这就是其中之一。我若使希特勒等我,在心理上从一开始他便处于不利的地位。”这位领袖身材矮胖,长就一双乌黑的锐眼。在一个名人辈出的国度里,他似乎是个无足轻重的人物,是靠运气和坚韧不拔的精神才上台的。他的成功来之不易。他是加里西亚人(加里西亚以产生头脑冷静的实用主义者而著称),把对现实的严酷看法和精明能干的品格连同他一起带上了高位。
  虽然内心还是个农民,佛朗哥连人民之一员都不是。他太接近宗教和无政府主义者。他虽然也为长枪会(一个法西斯式的党派)服务,但他并不是它的成员。真正的长枪会员,例如新近被提升为外交部长的连襟,是更加亲德的。虽然不久前在柏林受到冷遇,塞拉诺·苏涅尔依然相信,德国是不可战胜的,西班牙应投靠得胜一方,佛朗哥却有所怀疑。“我告诉你,英国是永远不会让步的”,他对诸将领说。“他们会战斗,而且会战斗下去:若被赶出英伦三岛,他们便会在加拿大继续战斗下去。他们会叫美国人帮他们打下去的。德国并未赢得战争。”与此同时,他又不愿让希特勒失掉耐心,使西班牙遭受捷克斯洛伐克的命运,也不愿采取那些挡住希特勒道路的小国所采取的成功的路线。
  当列车在希特勒的车旁停下来时,佛朗哥心里明白,他的国家的命运如何,就要看他能否使它不陷入欧洲冲突了。内战已使西班牙的经济变得一团糟,去年的农作物歉收又使他的人民面临饥饿。然而,希特勒会允许他保持中立吗?如他直截了当地拒绝元首,用什么能抵抗德国的入侵?解决的办法只有一条:一方面造成要加入轴心国的印象,另方面要找到某个需要进一步澄清之点。他的加里西亚遗风正是他的铁甲——他步出列车,上了月台,在军乐的伴奏下,朝希特勒走去。
  佛朗哥发表了预先准备好的讲演,演讲中充满了对元首吹捧之词和口头保证。西班牙历来“与德国人民毫无保留地、忠实地在精神上团结在一起”,并且,在事实上,“时时刻刻都觉得与轴心国团结在一起。”历史上,两国间只存在着团结的力量。在目前的战争中,”西班牙将高兴地站在德国的一边。”困难么,他补充说,元首是非常清楚的:特别困难的是粮食不足,还有,美国和欧洲的反轴心国分子也在为他的可怜的小国制造种种困难。“所以,西班牙必须原地踏步,不得不常常心平气和地注视着她不赞成的事情。”说这话时,他语调中带着悔恨,但很快他便说,即使有这些问题,西班牙——她非常注意与轴心国的联盟——对于战争,正在采取与去年秋天意大利采取的同样的态度。”佛朗哥的巧妙的躲闪却得到了希特勒的一个承诺。为了报答西班牙在战争中的合作,元首说,德国将让佛朗哥占有直布罗陀——于1月10日,将它占领——以及在非洲的一些殖民地。
  佛朗哥蜷缩着身子坐在椅子上,脸上毫无表情。后来,他终于开口了,但讲得很慢,也很小心谨慎。他一边在寻找借口,一方面又坚持得到更多的让步。他说,他的国家需要几十万吨小麦,而且刻不容缓。佛朗哥“带着狡猾的神情”问希特勒,德国是否准备发运。还有,为了抵御英国皇家海军对海岸发动的进攻,西班牙需要大量的大炮——高射机枪自不待言了,这又怎么办?他将话题从一个转到另一个,而且转得好像很随便;从赔偿卡纳利群岛的某些损失谈到为何不能接受外国军人的赠礼——直布罗陀。这个堡垒必须由西班牙人自取。突然间,他现实地估算起希特勒将英国人逐出非洲的机会有多大来了:只能逐至边沿,不可能再远。“我是非洲的老兵,这点我很清楚。”同样,他对希特勒征服英国的能力也表示怀疑。英国充其量会沦陷;丘吉尔会逃往加拿大,在美国的援助下继续作战。
  佛朗哥的讲话,声音单调,使施密特不禁想起了催促善男信女前往祷告的教堂叫拜人。他的讲话使希特勒越听越失望。元首终于唰地站起身来,脱口说道,再讲下去也徒劳。说完,他又立即坐下。似乎对自己的冲动觉得后悔,他再次劝佛朗哥签订条约。当然!佛朗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合乎逻辑的呢?只要德国供应粮食和武器,条约当然签;只要给西班牙决定何时参战最适宜的权利。圈子兜完后,会谈便宣告休会。
  希特勒满心不悦,奔自己的车厢去了。两位外长则走下月台朝里宾特洛甫的车厢走去,以便进一步会谈。经过一番争论后,里宾特洛甫透露,元首前来昂代的目的,“是要搞清西班牙的要求与法国的希望是否相符。”不言而喻,佛朗哥委员长理解元首所处的困境,也愿意与元首签订一项秘密议定书——意大利日后再签字。说完,里宾特洛甫便将西班牙文本的协议草案交给对方。协议说,西班牙将从法国的殖民地得到领土,得到多少,“要以法国能从英国得到多少殖民地补偿而定。”
  塞拉诺·苏涅尔表示惊奇,大声喊道,在非洲问题上,显然,这是一项新的政策。而德国对法国的态度显然也变了!这样一来,对西班牙参战所作的补偿也就很暧昧了。他带着一丝微笑说,佛朗哥需要对他的人民“更确切地说明能得到些什么战利品。”里宾特洛甫不善于玩弄这种辞令,只好强压住满腔怒火。此时,西班牙外长便戏剧性地、正式地告辞。
  当晚,德国人在元首的餐车里举行国宴,款待西班牙人。佛朗哥既热情又友好,他的连襟也表现迷人,在整个晚餐期间,他们的表现都像是逢迎拍马。也许是因为他们有此表现,希特勒才敢在众人起身离座时,将佛朗哥拉到一边。两人密谈了两个小时。由于佛朗哥在每个重要问题上都稳如泰山,而他又无法操纵佛朗哥,希特勒便变得越来越烦躁不安。佛朗哥认为,例如,地中海的东部门户苏伊士运河,应该比其西部门户直布罗陀先行关闭;尽管希特勒连声反对,他还是纹丝不动。由于他如此坚定,原先只是坚持如此这般的希特勒。
  此时便突然发火。佛朗哥依然无动于衷,坚持说,如果他拿不到10亿公斤小麦,历史(他指的是反对拿破仑的起义)恐怕会重演。元首火冒三丈地离开了餐车。“佛朗哥是个小小的少校!”他对普特卡默说。在对林格谈起他时,希特勒又降了他的格:“在德国,那家伙顶多能当上士!”有人还听见他把佛朗哥降为下士,即他自己在大战中的军阶。对他的外长的狡猾战术,希特勒更加恼火。“苏涅尔把佛朗哥捏在手心里了!”他对凯特尔说。希特勒还发出威胁,让会谈此时此地便破裂。
  与此同时,里宾特洛甫则在自己的车厢里,设法要与苏涅尔达成协议。但是,这位西班牙人客气而坚决的反对,也同样使他扫兴。在耐心丧失净尽后,他将塞拉诺·苏涅尔及其副官们当作小学生逐了出去,令他们于次日早晨8时,将完成的文本交来。
  24日,塞拉诺·苏涅尔本人没有前来。他将文本交给了他的下级,即前驻柏林大使——此人讲的德语带越南口音——转交。对此,里宾特洛甫大怒,高声怒骂,声音之大,在车外都可听见。“不能令人满意!”在读完塞拉诺·苏涅尔起草的文件后,里宾特洛甫俨然以老师自居,连声喊道。(西班牙要求,摩洛哥的法占区日后应属西班牙)他要求西班牙递交一份新的草案。之后,他便与施密特一同赶赴最近的一个机场,以便及时赶至蒙特瓦尔,参加希特勒——贝当会谈。一路上,里宾特洛甫怒气未消,骂苏涅尔是个“阴谋家”,佛朗哥是个“忘恩负义的懦夫”。译员施密特却暗暗为西班牙人使用的策略而高兴。在玩弄自己的花招前,希特勒便输给了对手——这是首次。
  希特勒业已抵达蒙特瓦尔,并在车内等候贝当元帅。为了与旧的共和政府分开,贝当不久前将自己的职务从总理提至国家元首。如果元首早知道佛朗哥曾告诫贝当勿挑起领导法国摆脱混乱局面的重担,他肯定会对佛朗哥更加不悦的。“用您的年龄作借口”,佛朗哥曾说,“让吃了败仗的人去签和约……您是凡尔登的英雄。别让您的名字与那些败将的名字混在一起。”“我知道,将军”,贝当答道,“但我的国家在向我召唤,我是属于她的……这也许是我最后一次为她效劳了。”
  老迈年高的贝当元帅,穿着一身漂亮的制服前来,在车站的进口处受到了凯特尔的迎接。贝当回了礼,挺着腰板,双目注视着前方,检阅了德国的仪仗队。跟在他后边的是里宾特洛甫和赖伐尔。他们默默地沿着月台朝元首的列车走去。当贝当元帅从售票厅出来时,希特勒伸出一只手,向前走去。众人领着这位老元帅进了秘密车厢。他笔直地端坐着,注视着希特勒,专心听着施密特的泽文——为了让老人能听清,施密特的声音响亮,“语调平静”。他像是信心十足,而不是奴颜卑膝。坐在他身旁的赖伐尔却是个生动的对比。他极想抽烟,但又知道,对希特勒和贝当两人而言,烟都是禁物。赖伐尔用搜索的眼光看看希特勒,又看看里宾特洛甫。希特勒说,他很明白,贝当元帅并不属于主张对德宣战的一派。“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他说,“这次会谈便不可能举行。”
  在用温和的语调历数了法国的罪恶后,元首对佛朗哥讲过的话重述了一遍。“我们已赢得了战争。英国已战败;它迟早总要承认这点。”还有,他意味深长地补充说,战争打输了,总得有人为它付出代价,“不是法国便是英国。如果这个代价由英国承担,那么,法国便可在欧洲谋求一个位置,保持其殖民大国的全部地位。”为此,法国当然要保护其海外殖民地,使之不受侵犯;此外,法国还需重行征服中非的殖民地,因为它们已投靠戴高乐。说到这里,他委婉地建议让法国参与反对英国的战争——他问贝当,假若英国像在梅塞尔克贝尔以及几星期后在达喀尔一样继续进攻她的军舰,法国将怎么办?
  贝当承认,这两次进攻冒犯了大多数法国人,但他的国家无力再发动另一次战争。他反而请求签订一项终极的和平条约,“这样,法国便能确知她的命运,两百万法国战俘也能尽早回来与家人团聚。”希特勒将这个问题支吾过去,而两位法国人对另一次暗示——法国参与反英战争——也未作反应。双方各自心怀鬼胎;贝当虽然对元首表示钦佩,似乎对元首的许多意见都表示同意,但他说话言简意赅,令施密特觉得他是在公开拒绝。“希特勒下的一笔大赌注”,这位翻译回忆说,“由于贝当和赖伐尔的小心谨慎而输光了。”在他看来,法国这两位代表在蒙特瓦尔的表现,并未使法国丢脸。
  几天后,在一篇广播演说中,贝当对其国人说,他接受与德国的合作是光明磊落的,目的在于维持法国的团结。它也会减轻法国的苦难,使法国战俘的命运变得好些。“合作必须真诚”,他警告说,“必须剔除侵略的念头。要身体力行,既要有耐心,也要有信心。”法国对胜利者承担了许多义务。希特勒不是允许法国维持其主权吗?在此之前,贝当继续说,“我一直像慈父般向你们讲话。今天,我以领袖的身份向你们演讲。跟着我。要相信永恒的法国。”
  元首列车上的气氛可就阴郁了。在昂代和蒙特瓦尔两地,希特勒都未得到预期的东西。在“阿美利加”越过法国的边境前,墨索里尼6天前写的信被送来了——这是令元首失望的第三件事。在信中,他恶毒地攻击了法国人。他写道,在内心深处,他们是憎恨轴心国的,维希政府的嘴巴虽然甜,“人们却不能不想到他们的合作。”希特勒生怕墨索里尼要报仇雪恨的态度会破坏其将维希政权拖入反对民主国家的十字军中去的计划,便急忙令里宾特洛甫把原定在佛罗伦萨与墨索里尼会晤的时间提前至10月28日。几分钟后,里宾特洛甫便给齐亚诺挂了个电话。这在罗马引起一阵小小的恐慌。
  “刚与贝当会谈,便赶来意大利”,齐亚诺在日记中写道,“元首此举,实在令人扫兴。希望他不致于因为我们声言反对法国而让我们喝一杯毒汁。这是让意大利人民吞的毒丸,比凡尔赛的欺骗有过之而无不及。”
  希特勒未按原计划返回柏林,而是令火车开往慕尼黑,以便休息一阵并为仓促提前的意大利之行作好准备。10月27日下午,正当他要乘火车南下时,德国驻罗马大使馆武官传来消息说,现在“几乎可以肯定”,墨索里尼将于次日清早进攻希腊。据施密特说,听到这一消息,元首“怒不可遏”。当晚进晚餐时,里宾特洛甫反映了他的主子的怒气。“秋天下大雨,冬天下大雪,意大利人此时去攻打希腊,哼,休想前进一步!”他说。“另外,在巴尔干半岛打仗,后果是很难意料的。元首想不惜一切代价去支撑意大利总理的这项疯狂的计划,所以要马上去意大利,好亲口和墨索里尼谈。”
  里宾特洛甫的这番话,不可能真是针对这件事。这次会晤是他自己在两天前定下来的。再者,他自己清楚,元首刚才拒绝在一份发往罗马的电报上签字,而这份电报又是他手下的工作人员起草的,内容是用直截了当的语言批评这种进攻。“里宾特洛甫”,电报起草人威兹萨克说,“批准了这封电报。希特勒却说他不想去惹墨索里尼生气。希特勒的沉默是个间接的迹象,让意大利继续进行其向巴尔干半岛挺进的、决定性的、危险的步骤。”
  次日上午10时,正当“阿美利加”疾驰过波罗尼亚时,希特勒得悉,意大利的军队已开进希腊。据恩格尔的回忆,希特勒听到这消息后,破口大骂,但他并不是骂墨索里尼,而是骂德国的联络官和武官,说他们“多次坏了他的好事。”之后,他才改口骂意大利人口是心非。“这是为挪威和法国报仇!”他喊道。接着,他又抱怨说,“两个意大利人中,有一个不是卖国贼就是间谍。”发泄了一通后,希特勒稍稍清醒地分析了一下形势。他猜想,意大利总理进攻希腊的目的,是要与德国经济对巴尔干半岛越来越大的影响相抗衡。“我非常担心”,他说。他生怕意大利的入侵会产生“严重的后果,给英国在巴尔干半岛建立空军基地以良机。”
  一小时后,火车慢慢开进了装饰得喜气洋洋的佛罗伦萨火车站。墨索里尼满面春风,大步流星前去拥抱他的盟友。“元首!”他喊道,“我们正在进军!”希特勒控制住了自己。事情已坏,抱怨已无益。他的问候是傲慢的、与通常给予墨索里尼的热情大相径庭。但,这冷淡却一瞬即逝。片刻后,这两位独裁者和政客,听见皮蒂宫外的群众高喊“元首!元首万岁!领袖!领袖!”时,两人又都神采奕奕。(会谈将在皮蒂宫内举行。)两位独裁者不得不几次三番走到阳台上,让群众安静下来。“罗马人只有对他们的凯撒才这样欢呼”,希特勒后来对仆人说。“但是,他们并没有将我骗住。他们是想软化我,因为他们把我的计划搞得乱七八糟。”(*墨索里尼在政府内任总理,在法西斯党内被称为“领袖”——译注)
  在会谈中,希特勒将自己控制得很好,令施密特觉得惊奇,连“思想里咬牙的一点迹象都没有”。墨索里尼却异常高兴。如果说墨索里尼为做了希特勒勉强同意他做的事而内疚,那末,这种内疚的心情也被自己的悔恨驱散:在勃伦纳山口,两人曾双双保证维护巴尔干的和平,但是,不到几天,希特勒便派兵侵入罗马尼亚。“希特勒常常是造成已成事实后再来见我”,他向齐亚诺埋怨说。“这次,我要以牙还牙。他会在报上发现,我已占领了希腊。这样,平衡便会得以重新确立。”
  显然,他已取得了成功,因为希特勒对希腊之事只字未曾埋怨。相反,他将大部分时间花费在驱使他前来佛罗伦萨的那件事情上。他把与贝当和赖伐尔会见的情形告诉了墨索里尼,说贝当的尊严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却未被赖伐尔的一副奴颜卑膝相骗住。他把与佛朗哥的会谈说成是个酷刑,说若要再与他会谈,他“还不如拔掉三四颗牙齿”。他抱怨说,关于参战,佛朗哥的态度“非常暧昧”;他之当上西班牙的领袖肯定是出于偶然。
  这次长时间的会谈结束时,两人又亲如手足。希特勒再次重复了在勃伦纳山口所作的保证,就是说,他将“无论如何不与法国签订和约,假如意大利的要求得不到满足的话。”
  墨索里尼则说,德意两国,与历来一样,意见完全一致。然而,一登上“阿美利加”,希特勒便大肆谴责墨索里尼的新的“冒险”,说其结果只能是个军事灾难。他喊道,墨索里尼为何不攻打马耳他或克里特?这样做,在他们与英国在地中海的战争中,还算有点意义。尤其是在意大利军队在北非处于困境,刚刚要求德国派一装甲师援救时!
  对元首而言,通过被白雪覆盖的阿尔卑斯山的回程,是阴郁的旅程。在半年多一点的时间里,他征服了比最乐观的德国人所能想象的还要多的土地。挪威,丹麦,卢森堡,比利时,荷兰和法国都成了他的。他超过了亚历山大和拿破仑。然而,什么也未像成功那样令人失败;跟着这一连串令人难于置信的胜利的,是在昂代,在蒙特瓦尔和在佛罗伦萨的失败。一个二流国家的平庸的领袖和一个战败国的首领,竟躲躲闪闪,不愿加入反对英国的十字军,而他的可靠的盟友,出于要在战场上取得个人荣誉的需要,正在危害轴心国在地中海的地位。这似乎还不算,原拟把英国带到绿桌旁来的空战,现已成为公认的失败——代价是损失了可怕数量的飞机。
  在返回祖国的漫长而乏味的旅途中,希特勒无法掩饰他的烦恼,怒斥“骗人的”合作者,及其背信弃义的、不可靠的朋友。哪个征服者要经受这种多余的失败呢!他的许多表现肯定是戏剧性的。肯定地讲,对贝当的不置可否,希特勒并非像他装出的那样忧虑。他肯定知道,如他肯于向墨索里尼施加压力,他是能阻止他入侵希腊的。但是,对佛朗哥的拒绝承诺,他是真正恨之入骨的。必须迫使佛朗哥就范,因为能否进入直布罗陀,他是关键,而占领了这个堡垒后,希特勒就能把英国人“将”死,并为东征扫清道路。

(5)

  不到24小时,那个作出了决定的人又在动摇了。他发布了两道指示,一是号召迅速征服英国,另一道是对此举是否可行表示怀疑。第一道指示开头便颇具信心:“为了制造最后令英国投降的必要条件,本人希望向英国本土进行的海军两栖战得以加强。”德国空军必须尽快征服皇家空军,然后便为“海狮”养精蓄锐。“我保留作出这种决定的权利:进行恐怖进攻,作为报复手段”,他指出。
  第二道命令是凯特尔用元首的名义签发的。它命令“海狮”的准备工作务必于9月中旬完成。它接着说:“在8月5日开始的空袭英国后14天,元首将决定是否今年入侵英国:他的决定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空袭的结果。”
  凯特尔虽将命令发了下去,但他仍觉察到了元首的矛盾心情。“表面上看来,元首好像非常热心,全力投身准备工作。为此,他曾要求对准备工作随时作出改进,以加速其进程。但是,我却有这样的印象,那就是,一旦真正要实施这个计划时,他又怀疑起来,举棋不定了。他十分清楚要冒何等巨大的风险,也明白肩上的责任有多重。”凯特尔也感到,最重要的是,元首“不愿意失去用外交的办法解决与英国的战争的最后机会。这点,我相信,他是求之不得的。”凯特尔从未想到过,这不过是摇摆的表演而已。希特勒把对“海狮”所作的准备作为幌子,而真正攻击的却是俄国。
  希特勒也想不到,8月1日的两道命令的主要内容已被“超级”机密破译。这些电文使丘吉尔相信,他确已掌握了德国的密码。过了不久,“超级”机密又送来了戈林的指示:把8月13日定为“老鹰战役”(即对英国进行全面空袭)的开始。这便使丘吉尔完全相信了。
  空袭如期开始,但由于气候条件越来越恶劣,参加这次空袭的只有第三空军大队。空袭的次数高达五百余次,但由于英国的雷达极灵,再加上“超级”机密截获并破译敌方电波的及时警告,英国的损失轻微,德国的损失却惨重:德国空军折机45架,皇家空军只损机13架。次日的战果也使戈林同样失望。15日,德空军3个大队全部出动。这一次,“超级”机密准确地得悉了戈林将使用什么力量和袭击何地。由于这个情报,皇家空军能将有限的歼击机组集中起来,派往准确的地点和高度,有效地将德国机群分割,使德国的每个机群都遭到最顽强的抵抗。在迄今最大的一次空战中,皇家空军击落敌机75架,自己损机34架。“老鹰战役”成了酸酒一瓶:17日,双方的损机比例是70:25。这天,戈林未让飞行缓慢的“斯图卡”俯冲轰炸机——这些飞机曾把法国炸得一塌糊涂——参战,因为它们根本不是“喷火”式的对手。
  19日,天气仍然恶劣,使德国空军在尔后4天不能离地。戈林利用这个喘息机会,召集各将领开会。对飞机制造厂或类似目标进行的轰炸,原在白天进行,现改在晚间进行。戈林也趁机严厉呵斥单引擎和双引擎歼击机的飞行员,说他们表现不好。“无论哪一种歼击机,都不准因为气候不好而擅自不完成护航任务”,他命令说,谁擅离职守,谁就要受军法审判。
  8月23日,天气放晴。当晚,德机飞过海峡,大规模进行空袭。一队轰炸机迷了航,将原计划要投放在伦敦城外的飞机制造厂和油库的炸弹,却投进了城内。8名市民被炸死。英空军认为这是德空军故意干的,便于次日晚轰炸柏林,作为报复。损失虽小,柏林人却大惊失色。“他们料不到会挨炸”,夏伊勒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战争开始时,戈林曾向他们保证,柏林是不会挨炸的……他们相信了他。所以,他们今天的觉醒便更大。你只要看看他们的脸色便可量度出来。”
  3天后的夜晚,英机再次前来空袭,炸死市民7人,炸伤29人。希特勒大怒,因为德机轰炸伦敦原系航向错误所致。但他仍不让德机轰炸英国首都。柏林又两度被空袭。希特勒被惹火了。9月4日下午,他在体育馆临时发表演说,扬言要进行报复。一听到要超过丘吉尔,听众中的妇女社会工作者和护士们便同声欢呼。“如果英机投放二千、三千或四千公斤的炸弹”,他说,“那末,我们一夜中便投15万公斤,或23万公斤,或40万公斤!”大厅内顿时人声鼎沸,他只好停顿。“他们若宣布增加对我们的城市的进攻,我们便把他们的城市夷为平地。我们一定要阻止这些空中强盗的所作所为,让上帝保佑!我们两国总有一国被打得粉碎,但这决不会是国家社会主义的德国!”
  听众的回答是疯狂的喊声:“不会!不会!”

  元首,我的元首,
  上帝赐与我的元首,
  保护我吧,只要我还活着!
  您救德国于水火;
  感谢您呀,我日日能有面包。
  长日佑我,万勿将我抛弃呀,
  元首,我的元首,我的信仰和光明!
  万岁,我的元首!

(4)

  在莱茵兰政变后,元首更埋头于对外政策。他置国内问题于不顾,任凭自流,强行让党和国家接受令人不安的现状。他也开始与党内的老同志们疏远,“除非他亲自派人把他们找来,否则他闭门谢客”。狄特里希回忆道:“同时,他也想方设法在他与同僚之间竖立障碍……希特勒已不容忍反对他的主意的任何意见,对怀疑其正确性的任何事物都一概不能容忍。”
  那年夏天,《现代史》的一位撰稿人伊格纳狄乌斯·法依雷前来瓦申弗尔德采访元首时,他发现元首在过去一年中已老了许多。对在维也纳那些日子里的生活,对音乐和绘画,甚至对罗姆集团的情况,他均侃侃而谈;但对其政治前景,他却闭口不提。对上萨尔茨堡的美景,他大加赞赏。这里,只有在这里,他才能“呼吸、思考和生活……我想起了过去的我,以及我要完成的事业——假如我还有气力的话。要是上帝和运星能伴我至终就好了!”
  与他姐姐安吉拉坐在门廊里欣赏萨尔茨堡的美景时,他也表现过同样阴郁的神情。有人曾说,他曾欺骗过邻近的一个农民,以一件家具骗了那人1000马克。对此说法,他也闷闷不乐。“听着,阿道夫,还没有那样糟糕。”安吉拉说:“几十年后,待你成了‘上萨尔茨堡的老头子’时,1000马克,或多点儿或少点儿,都会无关紧要的!”希特勒一时不作声,然后一手搂着她的肩膀:“首先,1000马克左右一事,现在却是件事儿;其次,我永远也成不了‘上萨尔茨堡的老头子’。因为,亲爱的安吉拉,我的时间太少了。”
  那年夏天晚些时候,他们的亲密关系变了,这主要是因为她越来越不同意他与爱娃·勃劳恩的那种暧昧关系(私下里,她称爱娃为“那头蠢牛”)。但是,她试图让希特勒与其情妇交恶的努力失败了。自爱娃二次自杀以来,他变得更加体贴。不久前,他又在她与妹妹居住地不远处购买了一座舒适的两层楼房,供她居住。三万马克的房钱是霍夫曼支付的。他将房子交给她,表面上是说以此支付姊妹俩为他照的照片。希特勒也常把爱娃带到上萨尔茨堡去。到此时,安吉拉已拒绝与爱娃握手,只冷冷地叫她“小姐”,而不是客气点儿的称呼”亲爱的小姐”。安吉拉常常不在瓦申弗尔德给她留房子。爱娃无奈,只好在普拉特旅馆开房。
  到秋天,安吉拉与其同父异母的弟弟的关系已变得很紧张。她决定辞去其管家的职务。有谣言说,她是因爱娃被希特勒解雇的。但是据家人说,主要争论之点在于安吉拉有再次出嫁的计划。希特勒要安吉拉继续当瓦申弗尔德的女主人,但她坚持不肯,嫁给了设在德累斯顿的“国家建筑协会”的主任马丁·汉密茨希教授。据元首的第二个堂弟汉斯·希特勒说,另一个争端是,安吉拉坚持要公开抛头露面。“她想把自己变成个要员……而希特勒又不能容忍这点。”他母亲的一个亲戚,弗里茨·保利,更令人难堪。他不但娶了一个犹太老婆,而且还有一种奇特的幽默感,将这件事公诸于世。他将希特勒的家谱印在明信片上,还把他老婆的处女名(罗森绍尔)作为家谱的最后一支,并且说,这就是阿道夫·希特勒的犹太血统的情形。
  还有一种谣传,说他虐待自己的妹妹保拉。战后,保拉对此予以否认。当希特勒恶名昭著并传至维也纳时,她改姓乌尔夫。即使如此,她仍被解雇。“我去了慕尼黑,把我生活的困况告诉了我哥哥。他非常谅解我的处境,答应日后的生活完全由他负责。”他每月给她250马克,1938年时增至500马克。之外,每年圣诞节时送她价值3000马克的礼物,还帮她买了一座房子。她偶尔也到上萨尔茨堡去看他,但每次难得住上两个星期。据官方公布的消息说,因为元首“太忙”,所以才未参加她的婚礼。
  这样,爱娃便成了瓦申弗尔德的无可争议的女主人(当时房子正在全面改建)。作为希特勒夏日官邸,瓦申弗尔德必须加以扩建,使之适于举行高级外交谈判。同时,还给爱娃准备了一间卧室,一间梳妆室和一间洗澡房。这些都与他的卧室与书房相连。建筑这座显赫的房子(改名为贝格霍夫),以及山边兴建豪华设施的工作,全由马丁·鲍曼承担。对此工程,事无巨细,鲍曼全盘予以过问,几乎到了荒唐的地步。
  一次,希特勒在进午餐时,在食物上加了调味品,但不知它是什么。鲍曼立刻离开餐桌,发狂似地往柏林挂电话。数小时后,他向心不在焉的希特勒宣布:“我的元首,调味品的成份如下……”他对下属的态度可就没有如此有趣了。一天,当他向赫斯的私人秘书希尔德加德·法斯口述指示时,竟令她取下眼镜。她提出抗议,他却把眼镜掰成两半,还说:“不戴眼镜,你要漂亮多了!”
  鲍曼的飞黄腾达,令其他人慢慢失宠。埃塞尔光荣地被调去当了小官——旅行代理人,罗森堡被推至后台,连汉夫斯坦格尔也遭到冷落。由于汉夫施坦格尔出言不逊,使他在党内受到怀疑,还谣传被列入黑名单。另外,在1936年,由于赫仑纳获准离婚,汉夫施坦格尔与希特勒的最后联系也断了。当希特勒得知离婚消息时,希特勒冲口说道:“哎,我得立刻给她发封电报,祝她好运。”但是,他又改口说,“不行,那样做不行。”他最后说:“汉夫施坦格尔太太是德国少有的真正的贵夫人之一。”每逢她的生日,他继续给她送花。
  汉夫施坦格尔将其内心的担忧告诉了埃贡——时年15岁。那年夏天,父子二人在施塔恩贝格湖游览,帆船停于湖心。“孩子,我有话跟你说,要牢牢记住,连一个字都不能忘记。情况不妙。先前,我们全相信运动,对不对?现在,我仍在设法相信它。”他说,他发现了许多贪污腐化的情形,希特勒只听信于一帮卑鄙的罪犯和吹牛拍马者。“若按目前的速度下去,我们就要打仗——与英国人和美国人打仗。这将危及德国和全世界。”目前,国内情况一团糟,因为官员们的办公桌后坐着一群无赖。“上帝知道,我已找过希特勒,要他警惕。”但他就是不听。“只说情况不明是无济于事的,他必须知道。如果他知道,就应该拿他负责。”汉夫施坦格尔说,他的宿敌曾试图用侵吞公款的罪名陷害他。“不过,他们失败了,我完全将自己洗涮净尽。但他们仍不甘心,不久我就要为自己的生命而斗争。迟早他们都会将我清洗掉的。”
  儿子也不觉得惊奇,因为他也觉得希特勒变了。他不明白的是,父亲为何不立刻逃难。汉夫施坦格尔说,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他曾协助党取得政权,曾在政治上和人身上数次帮助元首脱险。“我们全都有责任。”他说:“基础以及百分之九十五原来的目标都是好的。还有一线希望。”
  与此同时,他们还作好了出逃的计划,暗语是这条船舶的名字。信的开头若用了“也许”那就是令埃贡坐火车去瑞士。他走时不应向任何人说话,连向母亲说话也不准。既然她与他已离婚,埃贡用不着担心母亲会遭到株连。希特勒肯定比先前更喜欢她“要装出什么也没有注意到,要静静地走开,不要耽搁”。
  不到半年,危机便来了。汉夫施坦格尔被令立即飞往西班牙,目的是去保护在西班牙的德国记者的利益。但是,飞机一升空,驾驶员便通知汉夫施坦格尔,他已奉命在巴塞罗纳和马德里之间的“红区”跳伞。汉夫施坦格尔喊道,这是死刑。同情他的驾驶员解释说,命令是在快起飞时由戈林签署的。过了不久,一个发动机突然嘎嘎作响。飞行员便呼叫说,飞机有毛病。接着他又意味深长地看了汉夫施坦格尔一眼,补充说,他得找个小机场着陆。着陆后,汉夫施坦格尔便假装要请示柏林。他从电话间出来,对驾驶员说,元首令他赶回乌夫因。他坐上开往慕尼黑的夜班火车,次日一早便换车去苏黎世。在那里,他给儿子发出一封带有隐语的信。埃贡叠了几件衣裳,带着元首的一幅自画像,跳上了前往苏黎世的火车,在车上的厕所里藏了几个小时。午夜前,他便与父亲汇合了。直到不久前,人们一般还相信,飞机事故实际上是个玩笑,目的在于对汉夫施坦格尔进行惩罚,因为他发表过对在西班牙作战的德军的士气不利的讲话。但是,在汉夫施坦格尔1970年出版的《ZwischenWeissemundBrawnemHaus》(直译《在白色和褐色的房屋中间》——译著)一书中,作者发表了德国空军将领冯·舒安贝克将军的一封信。该信表明,那次可能真是个暗杀阴谋。

(3)

(3)

  希特勒依然希望能迫使英国坐到谈判桌边来,但不是使用空袭或海上进攻的方法,而是占领世界上最大的、有战略意义的要塞:直布罗陀海峡。它被占领后,英国皇家海军不但进不了地中海,从而保证德国能占领北非和中东,而且还可将帝国的生命线急剧地延长至远东。若如是,英国怎能在这样一个基础上继续进行战争?希特勒争辩说。特别是,他愿意给他们以光荣的和平,让他们在远征布尔什维主义的战斗中成为一名不作声的伙伴。
  那时,佛朗哥的内政部长拉蒙·塞拉诺·苏涅尔恰好在柏林,与德国商讨西班牙参战问题,特别是向直布罗陀发动进攻的问题。在那天多事的上午,在前往总理府的途中,他是心有余悸的。昨天与里宾特洛甫的会谈,既令他担忧又令他愤怒,原因是,他生怕里宾特洛甫的傲慢是元首对佛朗哥政权愤怒的反映。
  希特勒彬彬有礼地接待了这个西班牙人,令他又高兴又惊奇。他解释说,他是作为佛朗哥的私人代表和西班牙政府的代表被派来柏林的。他的妻子齐达·波罗,是佛朗哥委员长的小姨子。他说,他此行的目的是要澄清西班牙加入德国一方参加大战的各项条件。主要条件是“要确保西班牙的粮食和战略物资的供应。”
  元首对政治而不是战争似乎更感兴趣。他说,欧洲必须联合成一个大陆政治体系,确立自己的门罗主义,将非洲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然而,他对西班牙参战的提法是“间接的和模棱两可的。”只是在他的客人强调要对直布罗陀使用大炮时希特勒的态度才比较明确——炮弹不如炸弹优越。他引用各种数字,滔滔不绝地解释说,远程炮在发射两百发炮弹后便要维修,每发炮弹又只有75公斤炸药,而由36架飞机组成的“斯图卡”俯冲轰炸机机群,一次便可投弹120枚,每枚含炸药一千公斤,且可无限期地投放。希特勒辩解说,在这些俯冲轰炸机轰炸下,敌人能维持多久?一看见这些飞机,英国海军便会从直布罗陀逃之夭夭。所以,使用大炮是没有必要的。另外,他补充说,德国也无法为直布罗陀战役提供38厘米口径的大炮。希特勒口若悬河,唇枪舌剑,令他的客人目瞪口呆,哑口无言。接着,希特勒又向客人保证,德国将尽力帮助西班牙。
  塞拉诺·苏涅尔离开总理府时,心里很是轻松,这是因为,他的主人在劝说佛朗哥接受他们关于两国领导人尽快在西班牙边境会面并进行更确切的讨论这一建议时,希特勒并未使用恫吓或胁迫的口吻。希特勒对塞拉诺·苏涅尔的印象也同样深刻,决定更直截了当地与其连襟打交道。“西班牙加入轴心国并参战一事”,他次日致函佛朗哥称,“必须以把英国舰队从直布罗陀驱逐出去,并立即占领这一要塞为开端。”他用商人劝人买货的苦口婆心保证,西班牙一旦加入轴心国,德国便会努力向它提供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换言之,速胜便会有厚利。
  在9月22日的答复中,佛朗哥似乎同意希特勒的一切建议。但是,两天后举行的塞拉诺·苏涅尔——里宾特洛甫会谈却预见到了不少困难。德国要求得到非洲大陆外的几个有战略意义的岛屿,遭到了西班牙客气而坚决的反对。连翻译施密特都觉得,在里宾特洛甫提出非洲的土地问题时,塞拉诺·苏涅尔对此表现得相当“吝啬”。施密特评论道:“这是佛朗哥与希特勒的热情中首次出现的寒冷。”
  如果说,里宾特洛甫在与佛朗哥的亲戚谈判时,为出现的困难感到沮丧,那末,在当月晚些时候他便有理由为其杰作——与日本和意大利在柏林签订三国条约——感到欢欣鼓舞。在三国条约中,日本承认德国和意大利在建立欧洲新秩序中的领导地位——只要它们承认日本在亚洲的新秩序的话。签字国也保证,“三个签字国中任何一国,若遭到目前尚未卷入欧战或日中冲突的国家的进攻时,彼此将使用政治、经济和军事的一切方式,互相援助。”
  在英美两国看来,这进一步证明日本并不比纳粹德国或法西斯意大利好些;这三个“强盗”国家业已勾结在一起,以企图征服世界。苏联人表示担忧,但里宾特洛甫却对莫洛托夫说,这个条约是针对美国的某些战争贩子而签订的。为何不将它变成四国条约呢?他敦促说。接着,他便给斯大林写了一封长信说,“四国——苏联、日本、意大利和德国——的历史任务是制订一项长期的政策,规定四国人民各自的长远利益,将其人民未来之发展引入正常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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