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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乞丐到元首: 第二十章 “史无前例的灾难”

2019-10-03 11:05

1939.9.3—1940.6.25

1939.8.24—1939.9.3

(1)

(1)

  对波兰的入侵进展迅速。手持长矛的波兰骑兵根本不是德国坦克的对手。只经过一次陆空的集中打击,守卫者便被打垮。被空中的战斗机、轰炸机和尖声怪叫的俯冲轰炸机吓得魂飞魄散的波兰地面部队,很快便被有重型自动推进炮和坦克支援的150万德国陆军打散。造成巨大破坏的还是这些强大的所向无敌的装甲部队。他们冲破一切防御,席卷后方。闪电战不但吓坏了受害者,也使外国观察家丧胆,因为它预示着战争艺术的一个转折点。至9月5日上午,波兰空军已被消灭,为“走廊”而战的战斗宣告结束。两天后,波兰35个师中,大部分不是被消灭便是被包围。
  希特勒把专列称为“元首司令部”(约德尔将军的指挥人员仍留在柏林)密切地注视着战斗的发展。他只要一穿上军服,生活方式便大大改观。他俨然是大战中的前线的老兵,把“元首司令部”搞得简朴到有点苛刻。他的新座右铭是“司令与士兵同甘共苦”。每天早晨,在向施洛德小姐口述当天的命令后,他便带上手枪和皮鞭向战地出发。只要天气许可,他便坐敞篷车,好让仆人和副官向士兵们扔纸烟,也好让士兵们认识他是谁。使随行人员目瞪口呆的是,他竟孜孜不倦地研究各次战斗的最微小的细节。例如,他会花上几个小时去视察伙房和饭厅,强令军官吃士兵的伙食。这种养生之道很快便结束了,但对于战场上的一切事务他仍兴趣盎然——只有一件事例外。当施蒙特将军要他给第一列车伤员讲讲话时,他拒绝了。他承认,他们受苦的惨象他受不了。
  正当单方面的战争快要结束时,“元首司令部”里突然来了个不速之客——弗里茨·赫塞。他报告说,在伦敦的德国官方代表团,不但受到英国高级官员而且也受到普通群众的友好送别。大使馆外一群人曾喊道“圣诞节再见!”赫塞之来,波兰也是出于个人之关心。他明白,由于力主和平,他已失宠。然而,目前深得希特勒信任的赫维尔却向他保证,元首曾真诚地要与英国人谈判,促使他入侵波兰的是德国侨民受暴行所害的那些报道。赫塞不相信入侵令是在一怒之下发布的。“是的,毫无疑问这就是根源,”赫维尔坚持己见。“他很快便后悔了,他不该受脾气主宰。”在入侵开始后他允许赫斯与霍拉斯·威尔逊勋爵进行谈判的原因也在于此。“是的,希特勒想必会说,‘大家向后转!开步走!开步走!’”
  “我的天呀”,赫塞痛苦地喊道,“难道没有人可以向他说明,独裁者可下令‘大家向后转!开步走!开步走!’,议会国家要取消经过长期周密考虑后的战争决定是绝不可能的吗?他怎么能想出这件事来?我一再警告,英国有一伙人主战,张伯伦的外交政策一垮,主战派必然得胜。这份报告难道没有人读过吗?”
  沉默一阵后,张皇失措的赫维尔承认,元首对民主国家的工作程序有个相当奇怪的概念。“在我向元首解释张伯伦在下院发表的声明时,他对我嗤之以鼻。他就是不相信它。不过,用不着害怕。与此同时,他已认识到你的报告是正确的。但看在老天爷份上,你可别利用这点。最使元首发怒的是,别人对了他错了。”
  英国固然令元首关切,但他更关切的却是苏联不愿意参与进攻波兰——因为西线无战事。显然,斯大林是想坐享其成,等待最后时刻,以便把红军的损失减少到最小。直到9月17日凌晨两时,斯大林曾亲自通知德国驻莫斯科大使,说苏联红军将在数小时内越过波兰边界。当地时间凌晨4时,红军超过了波兰东部的漫长的边界。有处地方,波兰边防兵团的士兵们发现,在清晨大雾中,有一队拉着士兵的马车。“别开枪,”红军战士喊,“我们是来帮你们打德国人的。”边防军战士糊涂了,竟在领头的俄国车上插上白旗——这样,苏联人便大摇大摆地通过了许多地方——未遭一枪一弹的还击。波兰东部便这样陷落了。
  里宾特洛甫直到上午8时才醒来。当他得悉系施密特让他熟睡3个小时时,他生气地喊道:“德军和俄军正彼此迎面冲去,可能会发生冲突!全怪你太懒,不把我叫醒!”施密特想让他安静下来,提醒他说,已竖起了一条分界线。但是,满脸泡沫的外交部长,挥舞着刮脸刀,继续在发火:“你扰乱了世界历史的进程!搞那些事情你经验不足!”真正令里宾特洛甫发怒的是,由于人手不足,时间的担搁竟让戈培尔而不是他的办公室向在柏林的外国新闻记者发布消息。
  现在,唯一的角逐发生在胜利者之间。俄国人入侵的第一天还未结束,两个盟国便在公报的措辞上——该公报千方百计使波兰的被征服成为合法——争得脸红耳赤。斯大林反对德国的草案(“它把事实讲得太坦率了”),然后亲手起草俄国的文本。希特勒刚屈从于这个文本,斯大林又拿出一个重要得多的文本:彻头彻尾地瓜分战利品、把波兰人象征性的独立都被剥夺掉的文本。从表面上看,俄国的建议是有利于德国的,但希特勒怀疑满腹,足足拖了4天,里宾特洛甫才被授权签署此文件。
  为新条约开始谈判,德国外交部长于9月27日下午5时50分抵达苏联首都。这个时间似乎是良辰吉日,因为华沙刚向德国武装力量投降。后来,里宾特洛甫收到柏林的一份警告,说苏联很快就要进攻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所以,里宾特洛甫是带着恐惧的心理于当晚前往克里姆林宫的。那时,他已确信,斯大林将向他提出一项诱人的建议,但又害怕付出过高的代价。晚10时,会议开始了。不出所料,斯大林建议将维斯杜拉河以东的波兰领土全部割给德国——它包括了波兰大部分有人烟的土地。作为报答,他所需要的是第三个波罗的海国家——立陶宛。
  长达3小时的会议结束后,里宾特洛甫用电话向元首作了报告。他说,斯大林的建议有个非常引人的特点,那就是,在控制了大多数人口后,“波兰的民族问题将按德国认为合适的方法去对待。”
  斯大林了解他的希特勒。除了需要与苏联继续维持友好关系外,元首是不会不要控制这块犹太人的滋生地的机会的。他授权里宾特洛甫签署了这项条约,并将最后一个波罗的海国家拱手交给苏联。为了让东部无后顾之忧以便对付西方,他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从表面上看,它看来像机会主义的另一例:为了目前而牺牲将来。但是希特勒坚信红军有弱点,想来他必觉得他能用武力夺回在纸上放弃的东西。在次日的最后谈判中,苏联人硬要里宾特洛甫打电话给希特勒,要他肯定地批准这项条约的全部内容。希特勒准允了这项协定。不过,里宾特洛甫觉察到,他是多少带有疑惧批准的。“我要建立稳固和紧密的关系”,他说。当里宾特洛甫将这些话告诉斯大林时,斯大林言简意赅地回答说:“希特勒很精明能干。”
  9月29日凌晨5时,莫洛托夫和里宾特洛甫二人在条约上签了字。斯大林大喜。里宾特洛甫说,苏德两国永不再打仗。这句话带来一阵难堪的沉默。末了,斯大林回答道:“理应如此。”由于斯大林语调冷静,措词特别,里宾特洛甫连忙向翻译要求证实。斯大林的第二句话也同样含混不清:当里宾特洛甫问道,苏联人是否愿意超出友好协定的范围,在未来与西方的战斗中与德国缔结同盟条约,他所得到的答复是:“我永不允许德国变弱。”由于这句话说得非常自然,里宾特洛甫便认为,这句话表达了斯大林的信念。
  回到柏林后,里宾特洛甫仍在琢磨斯大林的这两句话。希特勒对此尤其关心,把斯大林的话解释为:他们之间的哲学鸿沟太大,无法填平,两国间必起争端。只在那时元首才解释说,他之所以要在立陶宛问题上作出让步,是因为他要向斯大林证明,“他的意图是要一举解决他与东西邻居的问题,从一开始便建立真正的信心。”里宾特洛甫如同理解斯大林的话一样,也按字面理解元首的话。他依然相信,希特勒是真心诚意要与苏联人取得谅解。
  正当苏联准备接管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东部时,希特勒则把波兰的其余部分变成巨大的屠宰场。他已下令将来自帝国的犹太人集中在交通方便的波兰城市里。目标:“最终解决,将需要一些时日”——9月21日,海德里希向党卫队指挥官们解释说。他所说的系指灭绝犹太人——在许多党的高级官员中,这已经是个公开的秘密。
  正当这些可怕的准备工作进行时,5个被称为“特别小组”的屠杀队对波兰的知识分子、牧师和贵族进行了一次“大扫除”,从而加快了这些准备。相对而言,希特勒对波兰人的仇恨,其根源并不久远。他深信,在过去几年中,波兰对日耳曼少数民族犯下了众多的罪行。“数以万计的日耳曼人被带走,受到虐待,并遭残酷杀害。”9月19日,他对但泽一群游击队员说。“变态狂的野兽发泄了他们的变态天性——而这个民主的、笃信宗教的国家却在袖手旁观,连一声也不低吠。”但是,他接着说,“万能的上帝已经赐福给我们的武器。”
  现在,他可以报仇雪恨了。至中秋,约3500名知识分子(希特勒将他们看作是“波兰民族主义的传播者”)已被消灭。
  “只有这样”,他解释说,“我们才能取得我们至关紧要的领土。毕竟,今天谁还记得对亚美尼亚人的灭绝!”与此同时,约120万普通的波兰人被逐出世世代代生活过的家园。来自波罗的海沿岸和波兰沿海的日耳曼人于是便鸠占鹊巢。在此后痛苦的年月中,在新安置点里死于饥寒的波兰人,比被处决的还多。

  8月24日早晨,星期四,人们一觉醒来便发现报纸登了大标题,公布了一项不但使普通公民而且也令外交界大吃一惊的条约。“我预料会向波兰发最后通牒”,汉德逊从柏林报告说。“波兰政府重建联系的最后努力是否有用,我是非常怀疑的。但,我将它看成是和平的最后一线希望,如果有最后一线希望的话。”
  波兰的报界虽极力将苏德条约贬低为德国的软弱的表现,波兰人民还是极为不安的。政府则表示,它有充分信心,一旦与希特勒发生战争,英法的援助将使局势改观。法国共产党人被夹在中间,左右不是人:一方面要忠于祖国,另方面又要忠于俄国大妈。他们的美国同行尤其混乱。开始,《工人日报》对苏德条约置之不理,似乎要等莫斯科的指示。后来,美共领导人白劳德宣称,条约削弱了希特勒。极左的“进步人士”不问情由便乖乖地接受了党的一条新的路线:与希特勒签订条约后,俄国便可为最终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战斗作好准备。罗斯福总统的反应是给希特勒发出另一封道义电报,敦促希特勒“在合乎情理的、规定的期间内,勿再采取积极的敌对行动”,但与他以前做的一样,把这封电报束之高阁,忘得一干二净。
  在莫斯科,斯大林在自我庆贺。因为他坚信在政治现实面前英国人将会妥协,他更认为,已答应给他的势力范围,用不着流血,靠谈判便可到手。希特勒的其它盟友可没有如此乐观。意大利人一方面承认希特勒“这一招打得漂亮”,另方面却又深感不安;而日本人则害怕这一联盟会鼓励斯大林向满州施加压力。日本平沼首相——为了取得与德国和意大利达成协议的一致意见,他的内阁业已开了70多次会议,但仍徒劳——觉得难堪,且为之搞得目瞪口呆。他竟宣布,“由于近来欧洲局势离奇复杂,本内阁即日起辞职”。
  一般说来,德国公众是高兴的,也觉得松了一口气:多亏了元首,受包围的威胁,在两条战线上作战的恐惧,一下子奇迹般地烟消云散了。觉得咽不下这项条约去的是元首的那些最坚强的老追随者。但是,他们中大多数人也很快说服了自己:领袖对自己之所为了如指掌。
  希特勒飞赴柏林,亲身去迎接回来的英雄里宾特洛甫。当晚,他躲在总理府,听取外长汇报。里宾特洛甫口若悬河,大讲特讲克里姆林宫的主子们的事,使希特勒觉得“自己有如置身于党的老同志中间”。还有,冬宫里悬挂着的沙皇尼古拉的那幅像也使里宾特洛甫相信,共产党自己也尊敬一位曾为人民办事的沙皇。这些,希特勒虽然也听得津津有味,但更使他入迷的还是霍夫曼拍的那些照片。看来,希特勒曾交待霍夫曼去拍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的近照,因为他想看看斯大林的耳垂“是往里长的犹太人的耳垂呢,还是分开的雅利安人的耳垂”。有张侧面像是最有说服力的:他的新战友——据耳垂测试——并不是个犹太人。
  然而,对最终仪式的那些照片,希特勒却摇头了。每张照片里的斯大林都叼着一支香烟。“条约签字仪式是很隆重的,嘴角上叼一支香烟怎好出席这个仪式!”他说完,便令摄影师霍夫曼把各张照片里的香烟都涂掉,然后再向报界发稿。
  元首也详细询问了陪同里宾特洛甫前往俄国访问的那个兵工军官。他汇报说,在开庆贺晚宴时,在请客人们入席前,斯大林曾亲身检查桌子,看是否一切就绪。他这一说倒叫施洛德小姐也想起了元首自己,她轻率地就两人的相似之处说了一些话。“我的仆人和我的屋子”,他有点愠怒地说,“任何时候都是完美无缺的!”
  次日,8月25日,星期五,是关键性的一天,也是最忙的一天。一大早,希特勒便致函墨索里尼,有点不好意思地向他解释了发生在莫斯科的事情。在向他保证本条约只能加强轴心国的实力后,希特勒表示相信,意大利总理会理解他为何会被迫采取如此一个激烈步骤的。希特勒的下一个行动是叫施密特将张伯伦日前在下院的讲话中的重要段落翻译出来。希特勒聚精会神地听着——英国首相承认,莫斯科条约的消息传来后,“人们觉得惊奇,且很不高兴”,但,如果德国人认为,英法两国从此便不在履行其对波兰的义务,那末,他们是在“危险的幻觉中”操劳了。
  “这些话”,施密特回忆说,“使希特勒沉思,但未说什么。”也许,这证实了一个遭人唠叨的举棋不定之举。对波兰的进攻原定在次日一早开始,但由于举棋不定,快到中午时,他向指挥部发出指示,要他们将发出执行令的时间推后1小时——延至下午3时。之后,他把英国大使召到总理府。汉德逊于下午1时30分抵达。他发现,元首有点想重修旧好,准备“像对俄国一样,也向英国采取一个决定性的行动——向俄国采取行动的结果,是最近签订的条约”。希特勒说,他的良心驱使他去做出最后努力,以巩固良好的关系。但,这是他最后一次尝试了。
  在汉德逊看来,他很正常,也很平静。但是,一当他历数对波兰人的指控,例如射击民航飞机,他便发火。他喊道,这些行径“必须停止!”但泽问题,以及走廊问题,必须立即解决,不得再拖延。张伯伦最近一次演说的唯一后果,有可能是“英德两国间一场血腥的、不可预测的战争”。但是,这一次德国却无需在两条战线上作战了。“俄国与德国决不会再拿起武器互相厮杀。”
  当汉德逊一再强调英国决不会违背它给波兰许下的诺言时,原来摆好一副威胁恫吓架势的希特勒,也讲起道理来了。
  波兰问题一解决,他就准备并决心再向英国提出一项全面的建议,例如,他愿意接受大英帝国并亲自保证它的继续存在。
  但是,如英国拒绝他的建议,他恶狠狠地说,“那就会出现战争。”而这又是他最后的建议。
  半小时后,即下午3时零2分,他批准了于佛晓进攻波兰的命令。表面看来,他这一赌注原系机会主义使然。但是,应该承认,希特勒是个日常政治的狡猾巨匠,他的外交政策确有其基本目标:一步一步地控制欧洲大陆。这个政策是与其激进的反犹计划密切相关的。在罗马,德国大使在齐亚诺的陪同下,带着当日早些时候草就的那封不寻常的信,正步走入维内西亚宫。3时20分,汉斯·格奥尔格·冯·马肯森大使将那份文件递交给了墨索里尼。苏德条约深深地打动了墨索里尼。与所有政治家一样,他也非常欣赏一举而得的杰出的外交成就。然而,他毕竟讲求现实,不能不面对这个事实:在阿尔巴尼亚表现如此软弱无力的意大利军队,并不具备打一场真正的战争的士气、训练和技能。他未对马肯森如此说,只说他同意:他完全同意莫斯科条约,“毫不动摇地反共”,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他都支持元首(这点,他明确地作了强调),且“无条件地、倾全力”支持。
  马肯森一走,墨索里尼便自己改变了主意,或别人让他改变主意。据齐亚诺说是他,说服墨索里尼作书面回答的,是他让他坦率地承认,意大利未作好战争的准备,只有在德国立即给意大利运送足够的“军需品和原料,以抗击英法两国矛头指向我们的进攻”的情况下,意大利才能参战。
  与此同时,意大利驻柏林大使也在向元首解释说,意大利总理的答复已在半途。正当希特勒在等待下一个来访者法国大使考伦德雷时,一名副官送来一份英国的新闻报道。站在希特勒身后的施密特,扫了一眼这份报道。英国和波兰则在伦敦签订了互助条约。希特勒没有做声,思考着。显然,他对此很是关切。几个月以来,这份条约都因这个或那个原因而推迟签订。哪天都不签,恰恰在他向英国作出“最后的”建议后几小时便签——这决不是偶合。保证军援(即使永远得不到实行)这一承诺,可能会给波兰人带来一些虚伪的安全感,因而令波兰人拒绝与德国谈判。
  下午5时30分,考伦德雷终于被领进元首办公室。希特勒对波兰的挑衅大发雷霆,对德法两国间可能发生战争一事表示遗憾。“有时我有这个印象”,施密特回忆说,“就是说,他在机械地重复他对汉德逊说过的话,却心不在焉。显然,他是急于要结束这次会见。”他站起身来,示意会见结束,但高傲的考伦德雷却不反驳,但并不甘休。他的话铿锵有声,使施密特永远不会忘记:“在目前如此严重的局势下,总理先生,误解是比什么都危险的。所以,我要把话说清楚,作为一个法国军官,我可立誓,若波兰遭到进攻,法国的军队将站在波兰一边,与波兰一起作战。”接着,他又向希特勒保证为了维护和平,他的政府准备作出一切努力,一直到最后!“那末”,希特勒生气地喊道,“你们为什么给波兰一张空白支票,让它为所欲为?”法国大使还未来得及作答,希特勒便跳了起来,再次长篇大论地攻击波兰。“不得不向法国开战,这对我也是痛苦的,但决定权不在我这里。”他把手一挥,把大使打发走了。
  一分钟后,下午6时,阿托利科进来了。他身上带着墨索里尼的那封信——是齐亚诺用电话口述的。在英波条约笔墨未干、在考伦德雷明确宣布法国的意图后,意大利不准备战争的消息,“像一颗炸弹”炸在元首身上一样。对他来说,这是“盟友”的背叛,是完全没有意料到的。不过,他控制住了自己,只简单说了一句“我会立即答复的”,便打发墨索里尼的使者上路。阿托利科刚出门,施密特便听见希特勒在喃喃自语:“意大利人的行为与他们在1941年的完全一样。”
  客厅内,人们在传递着只言片语的消息,使客厅成了谣言和反谣言的陷阱。战争似乎不可避免了。以威兹萨克为例。
  他认为,阻止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以及战争爆发后意大利撂下德国不管让他陷入困境的可能性只有百分之二。在办公室内,希特勒对凯特尔将军说:“立刻停止一切。马上把勃劳希契找来。我需要谈判的时间。”
  凯特尔匆匆出来,进了客厅。“进军令还得再推迟”,他紧张地告诉他的副官。于是,消息便传开了:战争威胁在最后一分钟被取消了。元首又回头谈判去了!一听此消息,人人都松了一口气——希特勒的总副官鲁道夫·施蒙特除外。
  他阴郁地对瓦尔利蒙说:“别高兴得太早。这不过是推迟而已。”恩格尔上校也与施蒙特一样深为关切。这位陆军副官从未见总理如此“大混乱”过。元首甚至与赫维尔——元首历来尊重他的意见——也争得面红耳赤。希特勒打赌说,若与波兰开战,英国肯定不会参战。“我的元首”,赫维尔断言,“千万别低估了英国人。一旦看到别无其他选择时,他们会顽固地自行其事的。”希特勒怒得不想辩论下去,转身走了。
  戈林也相信,英国人的警告并非只挂在嘴上,便想偷偷和谈。他是个说干就干的人物,未与里宾特洛甫商量便与英国磋商,因为他不信任里宾特洛甫。但是,这件事并非像看来那样大胆,因为他将事态的发展一一都告诉了元首。他的和平愿望很难说是利他主义的。他是个带有强盗气味的流氓,生活中的首要目标是享受他利用职权豪夺得来的果实。战争有可能结束其醉生梦死的生活。另一方面,希特勒其人又按原则——虽则有点弯曲——办事,不为贿赂所动。他有可能妥协,但只有在能令他更接近其最终目标时他才这样做。戈林明白这一切,所以他才小心翼翼地执行其曲线和平的政策。
  他挑选了一名富有的瑞典商人比尔格·达勒鲁斯在这项计划中充当非正式的中间人。他的妻子是德国人,本人又在德国拿利息,所以,他与戈林有共同的愿望,即阻止英德发生战争。还有,他也有条件这样做,因为他有许多有影响的英国朋友——这些人也愿意暗中为此事奔跑。
  当月早些时候,达勒鲁斯作出安排,让戈林与7名英国人见面,地点是在靠近丹麦边境的一间屋子里。在这里,首先向这7名外国商人阐明其观点并表达其和平愿望的是戈林元帅。此后两星期,他们除会谈外没有多少动作。两星期后,贝格霍夫军事会议召开了。于是,戈林便电召身在斯德哥尔摩的达勒鲁斯尽快前来。他谨慎地透露,局势已经恶化,和平解决的可能性正迅速地变得越来越小。戈林劝达勒鲁斯尽快飞赴英国。他听从了,身上带有一封致张伯伦政府的非官方信件,敦促英德两国尽速开始谈判。
  于是,在多事的8月25日上午,达勒鲁斯乘坐普通客机飞赴伦敦,但直到当晚才被领进哈利法克斯勋爵的办公室。英国外相心绪乐观——因为,读者记得,希特勒刚取消入侵——觉得某位中间人的效劳已不再有用。达勒鲁斯却没有如此乐观,遂电询戈林意见。戈林元帅的回答是令人吃惊的。他怕“战争可能随时爆发。”
  达勒鲁斯于次日上午向哈利法克斯重述了这番话,并主动提出,由哈利法克斯致函戈林——达勒鲁斯眼中唯一能阻止战争的德国人——证实英国真心诚意要取得和平解决;此函由达勒鲁斯面交。哈利法克斯告退,以便与张伯伦磋商。半小时后,他回来了,说张伯伦已经同意。信写好后,达勒鲁斯便立即赶往克洛伊顿机场。
  在柏林,阿托利科大使带着墨索里尼的另一封信前往总理府。信中,墨索里尼开了一张可怕的货单。如要意大利参战,他要德国提供600万吨煤、700万吨石油、200万吨钢材和200万吨木材。由于阿托利科本人反战,他便故意把墨索里尼的条件搞得无法接受。当里宾特洛甫冷冰冰地问如此庞大数量的原料需于何时交付时,阿托利科回答说:“呀,立刻交,在敌对行动开始前。”
  这是个不合理的要求。若考虑到希特勒所受到的压力,他的回答是平静得惊人的——此回答于下午3时零8分用电报发回给了墨索里尼。他说,多数项目他都能满足意大利的需要,但遗憾的是,由于技术上的原因,他不能在战争爆发前交货。“在此情况下,总理,本人了解您的处境,只要求您积极加强宣传,并用您已向我建议的适当显示武力的办法,钳制英法两国的军事力量。”他最后说,鉴于他已与斯大林签订了条约,“即使要冒与西方关系复杂化的危险,在解决东方问题时,他也不后退一步。”
  这可不是空口吓唬吓唬而已。陆军已准备于9月1日发动进攻,现在所差的就是元首最后一句话。星期六下午,柏林上空热浪逼人。尽管报上大登特登“在‘走廊’上,众多德国农户被焚”、“波军逼进德国边境”之类,许多柏林人仍在市郊四周的湖泊里尽情享受冷水浴,这些幸运者更关心的是气温,而不是政治。
  下午6时42分,阿托利科收到了罗马打来的另一个电话。电话是齐亚诺打来的,是给元首的另一封急信。信中,墨索里尼抱歉地解释说,阿托利科误解了交货期。他并不认为一年内可以交货。对在此紧要关头他无力相助表示遗憾;接着,他又出人意外地呼吁和平。他说,现仍有可能取得圆满的政治解决。希特勒一读到这些话,便觉得他的盟友已将他抛弃。他控制住自己的感情,再次作出一个妥协性的答复。“本人尊重导致您作出这一决定的种种原因”,他说,并试图以自己的乐观为伙伴打气。
  元首既失望又筋疲力尽,便比平时早些就寝,但午夜一过便被叫醒。戈林有要事求见:那天他提过的那个瑞典中人回来了,还带回哈利法克斯的一封蛮有意思的信。达勒鲁斯被匆匆领进元首的书房时,已是8月27日零点30分了。希特勒庄重地站着,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个为和平而奔波的中人。
  戈林站在他身旁,洋洋自得。在简单交谈几句后,希特勒又大讲特讲德国如何希望与英国达成谅解。议论变为对英国人的谩骂。在将最近向汉德逊作的提议解释了一番后,他喊道“这是我向英国作的最后一个宽宏大量的建议。”说着,他的脸绷紧了,手势也变得“非常奇特”,不断吹嘘帝国的武装力量如何优越。
  达勒鲁斯指出,英法两国的武装力量也大大改善了,满可以封锁德国。希特勒不作声,只在室内踱来踱去。猛然间,他站住了,重又开口讲话(据达勒鲁斯回忆)但这次好像是在说昏话。“若战争发生,我就造潜艇,造潜艇,造潜艇,造潜艇,造潜艇,造潜艇”,好像是唱针停滞不前的唱片似的,他的声音也越来越微弱。突然,他又像向大群听众演讲似的,但话仍在重复。”我就造飞机,造飞机,飞机,我就将敌人消灭!”达勒鲁斯目瞪口呆,回首看戈林作何反应。这位帝国元帅纹丝不动,达勒鲁斯被吓坏了:这两个就是行动能影响全世界的人呀!
  “战争吓不了我”,希特勒继续说,“包围德国是不可能的。我的人民佩服我,忠实地跟我走。”他能促使他们发挥出超人的力量。他的目光迟钝了。“将来若没有黄油,我第一个停止吃黄油,吃黄油。”他停了停。“如果敌人能坚持数年”,最终他说,“我便利用我对于我的人民的威力,比他们多坚持一年。所以,我知道我比所有人都优越。”突然,他又问,英国人为何老不与他达成协议。
  达勒鲁斯吞吞吐吐,不敢照实回答。后来,他终于说,麻烦在于英国对希特勒缺乏信心。一听此话,元首便捶胸顿足。“笨蛋!”他喊道。“我一生说过谎吗?”他继续走来走去,突然又止步。他说,你达勒鲁斯听了我方的意见了。你必须立即返回英国去,把听到的告诉张伯伦政府。“我觉得汉德逊不了解我,我真是要达成谅解的。”
  达勒鲁斯反驳道,他只算是私人,要有英国政府的邀请他才能前往。首先,他得明确赖以达成协议的各项要点。例如,确切地说,希特勒向波兰提出的要求是什么?希特勒笑了。“哎”,他一边说,一边转向戈林。“汉德逊可从未问过这点呀!”戈林元帅撕下一页地图,用红铅笔圈出了德国所要求的土地。
  这样,会见便成了澄清希特勒向汉德逊所作建议中的几个要点的讨论:德国需要与英国订立条约,以消除政治或经济上的所有事端;英国要协助德国取得但泽和那个“走廊”作为报答,德国将保证波兰的边界并让她取得一条通向格丁尼亚的走廊;在波兰的日耳曼少数民族应得到保护;还有,无论何时,若大英帝国受到进攻,德国就会提供军事援助。
  达勒鲁斯太老实了,戈林说什么他信什么。他也把希特勒往最好处想。另外,他也没有受过外交训练,只有为和平的真诚愿望和令人敬佩的勇气和坚韧不拔的精神。一回到旅馆,他便立即给一位英国朋友挂了个长途电话。过了不久他便得到了回话:英国政府欢迎他充当消息传递人。星期天(平安无事)上午8时,他在坦贝尔霍夫机场登上了一架德国飞机。当这架飞机朝伦敦方向低飞时,他暗自思忖,自己是否是某个阴谋中的马前卒?他颇相信戈林是在真心为和平解决而操劳。但,希特勒是吗?
  希特勒把安息日也当作工作日。他取消了原定即将在纽伦堡举行的、不恰当地定名为”和平之党日”的庆祝活动,推行了战时粮食和衣服配给制。然后,三军也处于半紧急状态,海陆空三军的武官被令在柏林待命。
  就在这种战争气氛的笼罩下,两位重要的波兰外交人员带着一份调解建议,秘密地与里宾特洛甫办公室工作人员彼得·克莱斯特接触。他们暗示,贝克外长是被迫向德国采取好战行动的,其目的仅在于使狂热的波兰爱国者感到满意。贝克所需要的无非是时间,以使事态平静。克莱斯特忠实地向里宾特洛甫作了汇报。一会儿,外长便亲身面见元首。希特勒听得很不耐烦,不容分说地宣称,如贝克在波兰连脚都站不住,怎么能指望他帮忙。另外,克莱斯特此后也不要再与波兰人搞半官方的接触。元首发出这道命令是有点刻薄的,他还说,这种命令你冯·里宾特洛甫先生早就该发的。克莱斯特闷着头走出总理府时,他心下明白,决定已经作出了——是战争!
  在那个炎热的星期天,希特勒也花了不少时间去处理另一次和平呼吁——达拉第总理的呼吁。这次交道是作为老兵对老兵打的。“作为一个前线的老兵”,他写道,“我与你一样明白,战争恐怖是什么。”再争论已没有什么必要了,因为自萨尔河还给德国后,德国再没什么要求可向法国提了。在那里恶作剧的是英国,他们发动了“一场反对德国的疯狂的宣传战”,而不是劝波兰人讲道理。他请求达拉第这个爱国的法国人设身处地为希特勒想一想。若有人阻止法国的某一城市——比方说,马赛——向法国效忠,原因是吃了败仗,你达拉第会有什么想法?生活在该地区的法国人受到迫害,殴打甚至被残酷杀害,你又有什么想法?“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能想象,达拉第先生,德国会以此为由攻打法国。”对达拉第在信中提到的各点,希特勒均表示同意。他再次呼吁,凭着前线军人的共同经历,达拉第先生应该明白,要一个荣耀的国家放弃近200万人民,并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在自己的边境上受到虐待,这是万万不可能的。但泽和那条走廊必需光明正大地归还给德国。
  中午过后不久,一架德国飞机在克洛伊顿降落了。比尔格·达勒鲁斯从机内出来。由于英国与欧洲大陆间的空中交通已陷入停顿,这个机场一片死寂。在乘车前往外交部的途中,他瞥见防空人员在街道上来回巡视,商店的窗户上贴满了纸条。他们绕道偏僻的小巷前往唐宁街10号。张伯伦、哈利法克斯和贾德干正在那里等候。他们脸色严肃,但“非常镇静”。达勒鲁斯讲述了他与希特勒长时间会见的情形,同时也觉察出一些怀疑的气氛。由于他所汇报的有几点与汉德逊的说法不同,张伯伦便问,他是否绝对确信他听明白了希特勒的话。达勒鲁斯——他的德语比汉德逊的要好——回答说,误解是绝不可能的。
  在谈话的整个过程中,张伯伦的说话都带有不信任希特勒的色彩。他问元首给达勒鲁斯留下的印象如何?他的回答(“我不想让他当我的贸易伙伴”)令首相笑了——是当日唯一的笑容。由于英国人对他的解释持有怀疑,他建议让他返回柏林,将他们的反应带给德方。张伯伦迟疑了,原因是,现仍在伦敦的汉德逊大使,当日就要带着对希特勒提议的答复返回柏林。他于是便建议将大使的归程推迟一天。这样,他便可在他们作出官方答复(仅以汉德逊的评估为基础)前让英国人掌握希特勒的确切想法。
  他建议与戈林通话并单刀直入地问他,德国政府是否同意让汉德逊推迟一天。“你想在外交部打电话吗?”张伯伦问。
  达勒鲁斯说是,张伯伦也就同意了。几分钟后,这位中人便在贾德干室内与戈林通话了。戈林说,未与元首相商他不能立刻作答。半小时后,达勒鲁斯再次与他通话。这一次,戈林宣布,希特勒接受这项计划,“条件是它必须是真诚的”。贾德干坚持让达勒鲁斯秘密飞返德国。于是,原载他前来英国的那架飞机便从克洛伊顿转至一较小的机场赫斯顿。
  达勒鲁斯抵达戈林在柏林的寓所时,已是晚上11时了。他对戈林说,他个人深信,英国政府和人民都真心诚意要和平,且极守信用。他还扼要地转述了英国政府对希特勒提案的答复。戈林擦了擦鼻子。他说,英国的回答是很难令人满意的,整个局势都处在风雨飘摇中。他得单独与希特勒磋商。
  回旅馆后,达勒鲁斯一边等待一边在房中踱步。凌晨1时30分,戈林的电话终于来了。他用宏亮的声音说,希特勒的确尊重英国的观点,对他的达成和平协议的愿望表示欢迎。对英国决定承诺其关于波兰边界的保证,坚持此事应由五大国共同作保的态度,他也表示欢迎。特别令达勒鲁斯松一口气的是后边的那个让步,因为它肯定意味着希特勒已将其它有关波兰的计划束之高阁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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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党卫队在东方执行希将勒的激进的纲领时,他已把注意力移至西方(B由于党卫队由许多处组成,各处的职责和特点又各不相同,因此,各处应区别看待。例如,武装党卫处是个纯粹的武装组织,由精华分子组成。他们忠于帝国和希特勒,而不是希姆莱。他们参加的动机较好、组织也较为民主,所以,战斗力比陆军强。在武装党卫处里,官兵无多大差别。在陆军中,为了防止失盗,士兵们不准不锁存放私人物件的小箱。但是,武装党卫处自称是“兄弟之盟”,却不准锁箱。偷盗由士兵自行治罪;偷盗者,按他们的意见,将被开除。今天仍有许多有关武装党卫处的神话。例如,他们臭名远扬的刺纹,其实并非罪恶的象征,只是血型的标记,便于在战场上负伤时输血。被“兄弟之盟”看作是外人的希姆莱,身上无刺纹)。由于波兰的较好的部分成了他的领土,他便试图用这种或那种办法结束与英法两国的战争状态。首先,他利用报纸和电台开展和平攻势。“希特勒会再次与英国人达成谅解”,赫维尔向弗里茨·赫塞说,“并想为他们搞得尽可能容易些。”他说,元首也准备让赫斯重新担负与霍拉斯·威尔逊爵士进行秘密谈判的任务——只要允许德国在东方有绝对的行动自由的话。例如,要希特勒不进攻俄国,他是不会同意的。赫塞感到迷惑不解;要不是出自希特勒的亲信赫维尔之口,他真要摒除这异想天开的主意。元首如有意要进攻苏联,他问,那末,他为何要与斯大林签订条约?
  赫维尔解释说,希特勒做这笔交易是有个原因的:使英国人保持中立。由于未达此目的,元首正考虑撕毁条约。斯大林对领土的贪婪激怒了元首;元首是“心里流着血”放弃波罗的海的。赫塞反驳说,这与里宾特洛甫的估计完全矛盾。
  “在希特勒眼中”,赫维尔回答说,“里宾特洛甫一点作用都不起。”希特勒只将他看成是某种秘书。元首通过像赫斯、戈林和达勒鲁斯那样的非官方渠道去与英国人周旋,其原因也在于此。9月下旬,他鼓动达勒鲁斯再往伦敦一行。“英国人如果要和平,他们能得到”,希特勒说,“但是他们得从速。”
  可是,就在他与达勒鲁斯大谈和平时,他却在私下里决心进行战争。几小时后,他便向海陆空三军的将领说,他决定早日向西方发动进攻,“因为英法的陆军尚无准备。”他定下了日期:11月12日。瓦尔利蒙上校注意到,所有人,包括戈林在内,“显然都大吃一惊。”在介绍他的决定的背景材料和概述战斗的大的设想时,元首偶尔也参阅手中的纸条。例如,他不想使用1914年的施利芬计划,而是通过比利时和卢森堡,约莫朝西——西北方向打去,以便取得英吉利海峡沿岸的港口。谁也未作反驳。演讲一完,希特勒便把纸条扔入火中。
  达勒鲁斯取得了自由来往两国的准许后,于9月28日返回伦敦。当天上午,他便与贾德干交谈了两个小时,但可以预期,后者却毫不为之动。“他真的没有多少好说”,贾德干在日记中写道。“他像是野餐时的一只黄蜂——打也打不走。他从柏林带来的东西很少。”在与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的会晤中,达勒鲁斯也未取得成功,但希特勒毫不气馁。10月6日,他在皇冠歌剧院发表演说,公开呼吁和平。“西方的这场战争为什么要打?为了恢复波兰吗?凡尔赛条约中的波兰永不会再崛起了。”他说,关于建立波兰国,这问题应靠俄国和德国解决——而不是靠西方。那还有什么理由打仗呢?应该承认,许多重要问题或迟或早终是要解决的。在数以百万计的人们被屠杀前,在数以十亿计的财产被毁灭前,坐在桌旁来解决这些问题,这岂不是更“明智”吗?
  讨好一完,马上便是可怕的预言。“命运将会决定谁是谁非。只有一事是肯定无疑的。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从未出现过两个胜利者,而常常是被征服,”他向上帝祈祷,要上帝为第三帝国和其它各国指出正确的途径。“然而,若丘吉尔先生及其他先生的意见占上风,那末,这将是我的最后一份声明。然后,我们就将战斗……在德国历史上决不会再出现另一个1918年11月!”
  希特勒无意接受与两个能危及帝国安全的大国的永久和平,这几乎是肯定的。然而,暂时的和平却能使他离间英法得手,将之各个击破。他讲得如此真诚的原因就在于此。由于元首呼吁和平,德国全境都出现了如释重负的轻松感,甚至还举行过为时过早的庆祝活动。次日,法国总理达拉第迅速对此作出答复,使欢庆情绪稍微减轻。他宣布,除非保证让法国取得“真正的和平和普遍的安全,否则,法国决不放下武器。”日子一天天过去,伦敦又无消息传来,柏林的希望便增加了。然而,元首却作了最坏的打算。10月9日,他发布了“第六号战令”。该战令扼要地说明了入侵将如何通过卢森堡、比利时和荷兰进行。
  次日上午11时,7名军事将领前来总理府报到。在发布新的指示前,希特勒宣读了一份备忘录。这份备忘录是他自己写的。表明他对军政历史颇有些研究。他说,自1648年第一帝国分裂以来,德国和西方就是敌人,而这个斗争“也必然会这样或那样打下去,打个水落石出。”但是“对立刻结束战争”,他并不反对,只要在波兰取得的成果能被接受。希特勒未征求这些将领的意见,他们也未提什么。他们只被叫来为德国的战争目标签字画押:“毁灭西方国家的力量和能力,使之永不能再反对欧洲日耳曼人民国家之巩固和进一步发展。”
  有人提出反对,认为不宜仓促发动进攻。希特勒承认这点。但时间在敌人那边。由于与俄国签订了条约,在波兰又取得了伟大胜利,德国终于可以——多少年来的首次——在单一的战线上发动战争了。取得了东方后,陆军便可倾全力对付英国和法国。这是个可能突然结束的形势。“不管是什么条约或公约,都不能确保苏联长期保持中立。”令苏联不发动进攻的最大保障是“立刻显示德国的力量。”
  再者,是否有希望得到意大利的援助,这主要要看墨索里尼还能活多久。罗马的形势有可能瞬息即变。比利时、荷兰和美国的中立也一样。在许多方面时间都对德国大大不利。目前,德国虽占有军事优势,但英法两国正在缩短差距,其战争工业可使用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原料。若持久进行战争,危险必大。帝国的粮食和原料的供应有限,而德国战争的生产基地鲁尔又极易受空袭和远程大炮的袭击。
  接着,他谈到了纯军事问题。1914——1918年那种阵地战必须避免。他说,进攻须依靠坦克和在波兰发展起来的空中战术,装甲部队将领头突破。他告诫各位将领,必须随机应变;还有声有色地告诉他们,“向防守薄弱的阵地发动集团进攻,便能动摇对方战线。”
  这是出色的表演,但几乎所有将领都认为,陆军还未作好与西方战争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却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即使在元首宣布进攻不能开始“过早,最有可能(若可能)在今年秋季开始”后,还未有人反对(B约与此同时,他发布命令,宣布让“不治”之病人“无痛苦地死去”为合法。也许,他想起了母亲死于癌症时的痛苦,但更有可能是要除掉那些有精神缺陷者,老迈年高无生产能力者,以及他认为有害的民族)。
  在伦敦,张伯伦仍在为向希特勒最近的和平建议作出答复而冥思苦想。在元首发布入侵令的当天,张伯伦召开了内阁会议。美国人对“一系列非常引人的建议”首次作出的强烈反响,使他感到不安。他心里明白,希特勒在他的演说中并未因为合情合理的和平提出多少实质性的东西。于是,他便对内阁成员说,他们的回答必须“强硬”。大臣们同意了这一建议,但众人又决定迟两天再作答复。
  10月11日上午,柏林传出谣言,说张伯伦政府已经倒台,停战协定很快就要签订。据《纽约先驱论坛报》的助理记者报道,在首都柏林的街道上,卖菜的老太太们,由于高兴过分,把白菜抛向空中,还把菜摊捣毁。全城充满了节日的气氛——直到柏林电台否认这则报道。
  次日下午,经过一周的拖延后,张伯伦终于向希特勒作出了答复。他在下院宣布,德国的建议“既含糊其辞又捉摸不定”,英国拒绝接受。如果希特勒想要和平,那末,他“就不要光说空话,要拿出行动来;”他必须拿出“令人信服的证据”,以证明他真诚地倡导和平。下院里发出的掌声并不十分热烈。
  在柏林,外交部新闻处立即向各驻外使团用明码发出了电报通知。它谴责了英国首相的答复,说它是无礼的冒犯。对希特勒而言,英国之拒绝是令人失望的,但也在意料之中。他把戈林和负责空军生产的两名官员——埃哈德·米尔契元帅和恩斯特·乌德特将军——召来。“我为谋求与西方和平所作的努力失败了”,他说。“继续战争,现在,我们能够也必须制造炸弹。”

  一般而言,业余外交家经常是只会把事情搞坏的,但达勒鲁斯此人却成功地打破了僵局。晚9时,当汉德逊的座机在柏林机场降落时,事情已大有进展。这位大使身上带着达勒鲁斯非正式地递交的建议的正式文本,返回柏林任职。该建议中有一条条款:贝克业已刚刚同意立刻与德国正式进行讨论。
  由于灯火管制,首都的街道漆黑一团,行人稀少。这些行人使汉德逊不禁想起了幽灵。过去数月来的操劳已使汉德逊大使疲乏不堪。不久前,他曾接受了一次癌切除手术,但发现已是晚期。他从不对人提起此事,且不抱怨工作之繁重。
  汉德逊在使馆匆匆进早餐,但早餐还未吃完,总理府便传来话说:希特勒要立刻见他。汉德逊喝了半瓶香槟,打点了精神,便驱车上路。总理府门前,不少人在安静等待着。他们一声不吭,据汉德逊观察,也没有敌意。
  当希特勒读过了英国照会的德文本后,他脸上没有一丝表情——虽然,照会的结尾是元首自己的杰作:许诺与威胁的混合:德国与波兰之间的问题,若能正确解决,则可打开通向世界和平的道路;否则,英德两国便有可能“发生冲突,还可能将世界抛进战争之中。这种结局将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灾难”。
  希特勒未加评论便将照会递给里宾特洛甫。他这一镇静自若的反应令施密特很是诧异。汉德逊接着的一个行动更令人惊奇。他采取攻势,话说得比希特勒还多——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要是在平常,他之此举,必然令元首咆哮如雷;但此时他稳如泰山,只偶尔瞧瞧室外黑黑的花园——这是他的先驱俾斯麦时常漫步的地方。
  与此同时,汉德逊宣布,英国说话是算数的,她“从未也永不会自食其言”。过去,德国的诺言也有同样的价值。他引用了陆军元帅冯·布鲁克在飞师滑铁庐支援威灵顿时劝告他部下的一句话:“前进吧,我的孩子们,前进;我已向威灵顿许下了诺言,你们不能指望我会自食其言。”希特勒心平气和地评论说,125年前,事情是有点不同的;他坚持说,正当他准备在合理的基础上解决他与波兰之间的分歧时,波兰却在继续用暴力反对日耳曼人。英国人对此种行径似乎无动于衷。
  也许是香槟酒在起作用,汉德逊认为这种说法是人身污辱,激烈地回答说,为了阻止战争和流血,他已尽了能力范围内的一切努力。他说,希特勒先生必须在这两者中作出选择:与英国友好或对波兰提出过份的要求。是战是和由他选。希特勒依旧保持镇静,说,时局的正确图景并非如此。他的选择是,是保护德国人民的权利呢,还是以与英国签订协议为代价将他们抛弃。而其他选择是没有的,他的责任是保护德国人民的权利。
  谈话结束时,希特勒再次表达了愿与英国签订协议的愿望。这使汉德逊产生了点儿乐观。临别时,施密特说了一句话,使他颇为高兴:“你相当了不起。”
  但是,总理府里却出现了悲观情绪。恩格尔在日记中写道,元首“特别生气,特别尖酸刻薄”,明确地告诉他们各位副官,在战争和和平的问题上,他不会听从军方的意见。“他就是不了解一名害怕战争的德国军人。腓特烈大帝若看到了今天的将军,他在九泉之下都会睡不着的。”他所需要的就是取消波兰人的不公正条件,而不是要与西方同盟国打仗。“如果他们竟蠢到参与战争,那是他们的过错,他们也难免被消灭。”
  在冬园内,希特勒正在草似给英国人的答复。沮丧和焦急的情绪加剧了。中午,报纸以醒目的标题报道说,在波兰至少有6名德国侨民惨遭杀害。消息传来,冬园内的焦急和沮丧的情绪便成了惊慌。这节报道不管是真是假,希特勒是相信的,且为之气得七孔生烟。于是,当汉德逊于当晚重新出现在总理府内时,不管是在客厅里还是在走廊上,人们都有这种感觉,就是说,差不多只有奇迹才能阻止战争。汉德逊大使仍往最好处着想;因为,如同日前一样,他佩戴了一朵红色的荷兰石竹花。这个只有知情人知道的秘密信号表明,他们怀有希望。然而,在他步入希特勒的书房并拿到一份德方的答复时,他觉察出,德方的态度比昨晚更不妥协了。在元首和里宾特洛甫的注视下,他开始阅读德国的照会。照会开头是很讲道理的。德国准备接受英国的调停,希特勒将在柏林高兴地接待波兰的全权谈判使者。但是,后边的那句话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德国政府拟请“这位代表于1939年8月30日即星期三抵达”。
  “这听来像最后通牒”,汉德逊抗议说,“你们只给了波兰不到24时去做计划。”在里宾特洛甫的支持下,元首慷慨激昂地否认了这一攻击。“时间是短促的”,他解释说,”原因是,还有出现新的挑衅的危险,这可能触发战斗。”
  汉德逊不以为然,不能接受这一限期。这是巴德·哥德斯堡苛刻协定的翻版。希特勒辩解说,总参谋部在逼他,“我的军队要我说‘行’还是‘不行’”。陆军早已作好了打仗的准备,军官们已在抱怨,说一星期已白白被丢掉了。若再等一个星期,雨季可能就来了。
  然而,汉德逊大使寸步不让,终于把希特勒给弄火了。他生气地作出反驳:无论是你汉德逊还是英国政府,对有多少德国人在波兰受到屠杀,你们是漠不关心的。汉德逊大声回驳说,无论是发自你希特勒还是别人的口,这种语言他不听。
  大使也好像发了火,但在他的汇报里他解释说,这不过是个把戏;用自己的办法与希特勒先生周旋的时刻终于到来了。他目光直逼他的对手,高声怒斥希特勒,如你希特勒要战斗,那就要吧!英国那一点都与你德国一样坚决,而且,“比德国更能坚持长一点时间”。
  对英国的新外交步骤,元首是比较宽宏大量的。吵闹渐渐消逝后,元首说,他历来就希望得到英国的友谊,尊重大英帝国,也喜欢英国人。然而,尽管希特勒对英国人的钦佩看来真诚,但在汉德逊看来,两国显然已进入了僵局。在他离开总理府时,“内心充满了最阴暗的预感”。告别时,他阴郁地对德国陪同人员表示,他恐怕不会再在德国佩带石竹花了。
  当晚晚些时候,戈林把达勒鲁斯召到他的官邸,并向他披露了一个秘密:希特勒正在为波兰搞一个“宽宏大量的建议”,包括用公民投票的办法一举正确地解决“走廊”的问题。
  此建议将于次日上午递交给波兰人。戈林再次撕下一页地图,用绿铅笔匆匆勾划出将由公民投票解决的地段,用红铅笔标出希特勒认为完全应属波兰的地域。
  戈林叫达勒鲁斯立刻飞赴伦敦,再次向英国人强调德国进行谈判的决心,并“偷偷地暗示”,希特勒将向波兰人提出一项建议,因为建议非常慷慨大方,波兰一定接受无疑。
  次日上午,系张伯伦需再次下决心的一个上午。日程上最紧迫的一件事是希特勒对波兰人发出邀请之举。首相的外相认为,“以为我们今天就能在柏林拿出个波兰代表来,这种想法是不讲道理的”,德国人也休想我们会这样做。首相驻华沙的大使来电话说,叫波兰人立刻派贝克或其他代表到柏林去的机会是微乎其微的。“他们宁愿早打并灭亡,而不愿蒙受这种耻辱,特别是有了捷克斯洛伐克、立陶宛和奥地利的前车之鉴之后。”
  现在,张伯伦本人已下定决心与希特勒抗衡,连问也不问一声波兰人他们是否愿意屈服,待达勒鲁斯来到唐宁街十号时,谈判似乎已不可能了。对这位瑞典人的讲话,张伯伦、威尔逊和贾德干都洗耳恭听,但他们对希特勒的“宽宏大量的建议”的反应是,这不过是纸上谈兵,是为了取得时间而玩弄的把戏罢了。“为何不给戈林挂个电话,问问这份建议是否已打印出来了?”达勒鲁斯建议。不到几分钟他便与帝国元帅通上了话;对方向他保证说,给波兰的照会不但已经打印好了,其条款比他预言的还要慷慨。
  达勒鲁斯大受鼓舞,借戈林勾划过的地图之助,将建议条款讲了一讲,极力要打消英国人的怀疑。这些条款听来虽然合理,但英国人却仍对希特勒坚持让一名波兰代表于30日即当日抵达柏林一事表示不安。除时间界限外,张伯伦及其同僚也反对所定的地方——柏林。看看提索神甫和哈查发生了什么事吧!
  达勒鲁斯再次打电话给戈林。这一次,他建议将谈判地点改在柏林以外的地方,最好是在一中立国内。“胡说八道!”戈林恼怒地回答说,“希特勒的总部在柏林,谈判必须在柏林举行。把使者派到柏林去,我看不出波兰人会有什么难处。”尽管受到挫折,以及他们自身不断在加深的不信任感,英国人还是将和平的大门敞开。他们催促达勒鲁斯立刻飞返柏林,并告诉希特勒,英国依然愿意谈判。再者,为了证明他们有良好的信用,哈利法克斯还电告华沙,告诫波兰人勿向日耳曼少数民族中的捣乱分子开枪,并立即停止电台的煽动性宣传。
  波兰的回答是下令实行总动员。希特勒非常生气,因为他的外交部一整天都在草似一份给波兰的建议——条款之慷慨大方连客观的翻译施密特也觉得惊奇,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除建议在一国际委员会监督下在“走廊”内举行公民投票外,还给波兰人一条将通过德国未来领土内的国际公路和铁路。“这才真是国联的建议”,施密特回忆说,“我觉得自己又回到了日内瓦。”尽管波兰的总动员使希特勒非常愤怒,他仍指示勃劳希契和凯特尔将开始入侵波兰的时间延长24小时。他说,这是最后一次延期了。除非华沙接受他的要求,否则,9月1日凌晨4时30分进攻将开始。天快黑了,华沙还是没有消息前来,而来自伦敦的消息又是如此含糊:英国正在“紧急地”考虑希特勒的最新建议,并将于当日晚些时候作出答复。与此同时,他们又通知贝克上校与德国谈判,“勿再拖延”。在他们自己长期拖延后,这个要求是具有讽刺意味的。英国之犹豫不决,可能是由下面这一情况激起(而不是引起)的:一个与陆军关系甚密的文官于当日早些时候向英国人披露了许多密况。此人名叫埃瓦尔德·冯·克莱斯特—施门津。他向英国武官泄露了许多德国的军事秘密,还说希特勒新近精神崩溃,陆军总参谋部企图趁机进行军事政变。
  汉德逊最终获准将答复交给德国人时,已是晚上10时了。他打电话给里宾特洛甫,建议深夜会晤。这刚好是波兰代表抵达柏林的限期。里宾特洛甫觉得,英国人是故意这样的。会见是非常率直的——因为需要时间去破译伦敦的密电——但气氛却不健康,充满了怀疑。汉德逊建议德方通过正常途径,将他们的建议通过波兰大使馆发回本国。里宾特洛甫跳了起来。“在发生了这些事情后,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他喊着,自我控制的最后一件伪装都剥光了。“我们要求波兰政府派特命权代表到柏林来!”
  汉德逊气得满脸通红。但此次会晤前,伦敦曾告诫他要保持镇静。在宣读英国对希特勒的备忘录的正式答复时,他双手颤抖。里宾特洛甫怒气冲冲,好像是在胁迫下听他宣读似的。毫无疑问,答复的内容他是一清二楚的,因为英国使馆的电话,特别是通伦敦的电话,都被一名叫“研究所”的德国情报机关窃听。照会的调子虽是和解的,内容却与日前电话里所说的相差无几。
  “这种建议没听说过!”当汉德逊读到,英国建议在谈判期间不采取军事行动时,里宾特洛甫插话说。他怀着敌意,双手交叉在前胸,双眼瞪着汉德逊。“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或许他是在为昨天汉德逊敢与元首顶嘴而进行报复。汉德逊对此无礼态度作出了反应,说,英王陛下的政府得到情报,知道德国人在波兰搞破坏活动。
  这一次,里宾特洛甫可真正是火了。“这是波兰政府散布的他妈的无耻谎言!”他喊道:“我只能告诉你,汉德逊先生,局势他妈的异常严重!”
  汉德逊半立半坐,以牙还牙。“你刚在开口闭口‘他妈的’”,他像发怒的中学教员那样,手指点着里宾特洛甫说,“这可不是一个政治家在如此严重的局势下该用的字眼!”
  里宾特洛甫觉得,自己的脸上好像被浇了一杯冷水。霎时间,他成了震惊和愤怒的塑像。挨一个傲慢的英国人的斥责!他一跃而起,“你说什么?”汉德逊也站了起来。两人面面相视,活像两只斗鸡。“根据外交的常规”,施密特回忆说,“我也该站起来,但坦率地说,我当时并不清楚,双方由动嘴到动手时,一个翻译该怎么办——那时,我怕他们真的会这样做。”他仍坐在位子上,假装在往笔记本里写着什么。当他听到头上的沉重的呼吸声时,他生怕德国的外交部长会把英王陛下政府的大使连头带脑整个儿扔出门外。作为一个翻译,多年来,他经历过许多奇里古怪的场合,且觉得津津有味,但这样的一个场合却是异常痛苦的。他听到左右两方还有急促的呼吸声;但,最终两人,先是里宾特洛甫后是汉德逊,都坐下来了。施密特小心谨慎地抬起头来。天已大晴,风暴已经过去了。
  谈话在相对平静中又进行了几分钟。里宾特洛甫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这是希特勒向波兰作的建议——就是令施密特惊奇的那份建议。里宾特洛甫用德语宣读了16个要点。汉德逊听不太懂——他后来抱怨说——原因是,里宾特洛甫快速地将此文件“不清不楚地一读而过”。他要这份文本,以便将它发回英国。这完全是正常的外交程序,施密特认为汉德逊根本无需开口。但他接着听到的话简直不能叫他相信。“不行”,里宾特洛特甫心平气和地说,脸上出现了不自然的笑容。
  他无从解释,因为元首曾明确禁止他将此份文件从他手中泄露出来。
  汉德逊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将自己的要求重复了一次。里宾特洛甫再次拒绝——此次他动了感情,将文件往桌子上摔打。“反正,它已过期了”,他说。“波兰使者到现在还没有来。”
  施密特心情紧张地观察着,猛然醒悟到这是希特勒玩弄的一个把戏:他怕的是,如果英国人将此建议转给波兰人,他们可能会接受。作为一个翻译,若发表什么评论得到的将是杀头大罪。他只好双眼望着汉德逊,默默地希望他提出将之译成英语的要求。这种要求,里宾特洛甫是无法拒绝的,而施密特也下决心慢条斯理地翻译,好让汉德逊逐字逐句记录下来,但是,汉德逊并没有会意,施密特只好在笔记本里划下一条粗大的红线——这是他私人的记号,意思是战争是打定了。
  这样,这次激烈的会见便到此告终。据里宾特洛甫说,在此次会晤中汉德逊“相当无礼”,他自己则是“相当冷静”。虽然时候已晚,外长仍立即在总理府向元首作了汇报,建议给汉德逊一份书面的建议。元首拒绝了。

(3)

(3)

  希特勒决定进攻西方的风声传出去后,德国内部各抵制派便制订计划,试图进行政变和谋杀。有些人主张将元首处决,有些人则主张将他绑架,建立军人执政团或民主政府。他们列出了各部部长的名单,还向美国和其它中立国伸出了触角,密谋者中最认真的恰恰是最高统帅部里的人,领导者是一位性情鲁莽的骑兵军官汉斯·奥斯特上校。他是海军上将卡纳里斯谍报局的主要情报助手,性情急躁,常常不小心谨慎。他所处的战略地位是再好不过的了。还有,他与陆军内各派均有联系,与沙希特等人,与外交部,甚至与党卫队都有联系。
  奥斯特在慕尼黑找到了一个极有价值的人选。他是个律师,名叫约瑟夫·缪勒,他多年来憎恨希特勒。受奥斯特怂恿,缪勒(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于10月上旬秘密访问罗马,以试探英国人是否愿与一反纳粹政权媾和。他会见了教皇庇护士十二世,发现他自愿充当调停人。教皇的秘书从英国公使处打听到,大不列颠并不反对与一个反希特勒的德国达成“软和平”。
  缪勒原只有权将此情报口头转达给德国的,但他祈求得到一些书面的东西,以便向谍报局和军方人士证明,这个和平建议是得到教皇亲自批准的。令人惊奇的是,教皇居然同意这一要求,并令私人秘书草拟了一封信——该信大致谈了谈与英国和谈的主要基础。
  奥斯特派大受鼓舞。在与西方取得联系的各种尝试中,这次是最有前途的。教皇的参与也许能诱使勃劳希契积极参与这一密谋。然而,这位陆军总司令却不为之所动。他深信,德国人民“全心全意拥护希特勒。”哈尔德将军也同样胆怯,但在奥斯特和其他人的压力下,最终同意协助举行起义。刹时间,似乎所有高级军官都愿意采取行动。密谋者们甚至得到保证说,勃劳希契本人也准备参加——如希特勒不取消入侵的话。
  陆军头子与元首之间的摊牌定在星期天进行——11月5日,即陆军拟向西线阵地发动进攻的那一天。勃劳希契按时来到总理府。在递交了一份备忘录后,他详细阐述了反对入侵的主要论点。他说,在秋雨或春雨中,要发动如此巨大的攻势是不可能的。“敌人头上也下雨”,希特勒简洁地回答说。勃劳希契在失望中辩解说,波兰战役表明,德军步兵的战斗精神比大战时期低得多,甚至出现了类似1918年发生过的、不服从命令的现象。
  希特勒客气地、冷静地听着。这种说法把他弄火了。“在哪一个部队里出现过无纪律的情况?”他问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在哪里?”勃劳希契原是有意夸大其词,企图“阻止希特勒”的,见元首如此发怒,只好缩回。“陆军的指挥官采取了什么行动?”元首问道。“判了几个人死刑?”
  他把尖酸刻薄的言词的矛头指向陆军。陆军从未忠诚过他,对他的天才也没有信心,且用故意拖延的办法破坏武装计划。事实上,陆军是害怕作战!希特勒猛然转过身去,大踏步出了房门。勃劳希契回到设在18英里外的佐森的司令部后,仍处在震惊状态中,结结巴巴地叙述了刚才发生的事情。几乎与此同时,总理府打来电话,重申11月12日为入侵的日期。具体的时间也定了:清晨7时15分。哈尔德将军要求书面指示。很快,通讯员便把指示送到他手中。
  此时,陆军的密谋者万事俱备,只欠一道书面命令便可推翻希特勒了。但是,上边既没有号召起义,又未发令暗杀。相反,他们偷偷地焚毁了可作为罪证的文件。唯一不惊慌失措的是奥斯特上校。通过艾尔布莱希特·冯·伯恩斯多夫伯爵——他父亲是大战期间驻华盛顿的大使——奥斯特上校向比利时和荷兰两租界发出警告,11月12日清晨开始进攻。
  星期天发生在总理府的风暴,却又碰上了一件令人泄气的事情。空军需要连续5天好天气才能消灭法国的空军,而星期二(11月7日)的天气预报不好。希特勒无奈,只好将进攻日期往后拖延。
  希特勒对军方的阴谋虽然一无所知,但戈林曾警告他要注意勃劳希契和哈尔德两人:“我的元首,把这些丧门星除掉吧!”瑞士占星家卡尔·恩斯特·克拉夫特的忠告更是直截了当(克拉夫特系希姆莱的特务机关雇佣的占星顾问)。不久前,他曾提交一份文件,说明希特勒在11月7日和10日之间有遭暗杀的危险。但这份文件被匆忙存档,因为给元首占星卜卦是受禁止的。
  11月8日上午,希特勒在慕尼黑参加“老战士”团圆年会时,建筑师特鲁斯特太太也发出一项警告。她问他,为何对安全措施如此马虎,上她画室时身边只带一二名警卫?他回答说,一个人对于上苍应该笃信。说完,他拍了拍裤袋。“喏,我手枪随身带,但连这玩意儿也成为废物。若我的末日已决定,只有这个才能救我。”他用手捂心。“人们应该听从内心的声音,相信自己的命运。我深信,是命运挑选我为日耳曼民族效劳的。只要人民还需要我,只要我还为帝国的生命负责,我就会活下去。”他把自己描述成耶稣第二。“当人民不需要我时,在我完成任务后,我便会被调离这个世界。”
  即使在谈话内容转向建筑后,特鲁斯特太太发现希特勒仍然不安。“我必须将今天的日程改一改”,他猛然说。接着,他又自言自语,说要与夏勃对一对表。不过,由于忙于其它事务。他什么也没有做。他看了尤妮提·密特福特——她朝太阳穴开枪自杀,其实正在慕尼黑一家疗养院疗养(*“如果发生战争,”在白莱特音乐节期间她对妹妹狄阿娜说,“我就自杀。”她说,如果她所爱的两个国家动起干戈,互相厮杀,她就不想再活。在电台传出了英国宣战的消息后,她步行至英吉利花园,用一支小手枪自杀。她被抬进努斯波姆大街的一家医院。根据希特勒的命令,她由著名外科医生马格努斯负责治疗。马格努斯医生认为,从太阳穴中取出子弹之危险太大。有关她自杀的消息均被扣押,此消息系由德国驻伯尔尼公使小心谨慎地转给尤妮提的父母的)。此时,她已恢复了知觉,要求回家。希特勒答应,一旦她适于旅行,他便用专车送她回瑞士。
  当天下午,他突然决定当晚在贝格勃劳酒馆发表演讲。所以,他将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准备工作上。这篇演讲主要是讲给德国人听的,所以它将再次攻击英国。在贝格勃劳酒馆的主厅里,人们挂起了彩旗;黄昏前,麦克风也已装好,且作了调试。黄昏,一个身材矮小、脸色惨白、额头高高、眼睛明亮的男人,扛着一只箱子进来了。他是个技术高超的工匠,名叫格奥尔格·艾尔塞,从前被当作共产党同情分子被关进达豪集中营。此时,他刚被释放出来,此行的目的是要杀死希特勒,以取得和平。箱里装的是个定时装置,与炸药相连。正当服务员和党的官员为此次演讲会作好最后的准备时,艾尔塞乘人不备,走上阁楼,躲在柱后——该柱从讲台(有鲜花装饰)后竖起。几天前,他用特种锯将柱子的木板锯开——他是个精工木匠,还是个机械师——装上了几副活页,将那块木板改装成了小门。
  厅里的灯灭了,各扇门也关上了。艾尔塞又等了半个钟头,将炸弹置于柱子内,把引爆时间定在晚上11时20分左右,元首将于晚10时开讲,炸弹则于演讲中途爆炸(B在此之前,曾有不少人试图谋杀希特勒。有一次尝试是他完全不知道的,策划者系一丢掉幻想的党卫队队员。此事发生在1929年。在希特勒即将在体育馆发表演讲前,他在讲台下边安放了一颗炸弹。在演讲过程中,他突然想去解手。某人偶然将他锁在男厕所内——他未能将炸弹引爆。“这是本世纪最大的玩笑”,这个未成为杀手的朋友回忆说,“如果他不是要去上厕所的话,世界的历史或许已改变。”)
  希特勒将他的年轻的兵工师梅克斯·维恩舍召至其寓所——位于普令斯雷根坦广场。他问,是否能比原计划早些时候离开慕尼黑?维恩舍向他保证说,这是毫无问题的。为了安全,供元首支配的火车随时都有两列。年青的兵工师立刻安排元首坐早车离开慕尼黑。
  在贝格勃劳酒馆,元首受到了盛大欢迎(欢呼声不绝于耳)直到10时10分他才开讲。他对英国破口大骂。听众听得异常开心。事实上,用不着讲什么,听众便会鼓掌。由于元首的演讲被多次打断,坐在前排的维恩舍唯恐元首赶不上较早的一班车。
  11时零7分,元首出乎意外地匆匆结束了他的演讲。在几码外,在那根柱子里,艾尔塞安装的炸弹已在嘀嘀哒哒地作响。再过13分钟,炸弹就要爆炸了。往常,希特勒在演讲完毕后总要花相当多的时间与起义时期的老同志握手、聊天;今晚,他未与人握手,便在赫斯和数名副官的陪同下,匆匆步出大楼,钻进了等候在门外的车子。肯普卡开着车子直接赶赴火车站。他们还未抵达——在希特勒离开大楼后刚好8分钟——维恩舍听见远处传来一声爆炸。他不明白这是何故。如希特勒听见了这一声,他也会认为这是不值一提的。
  在爆炸过后出现的嘈杂声中——警车、救护车的警笛大作——谣言又起,说战争已经结束。希特勒若站在讲台上,战争可能会结束——他肯定会被炸死。那颗炸弹炸死7人,炸伤63人,包括爱娃·勃劳恩的父亲在内(他自己虽是党员,党证号5021670。这次他是靠一张低号码的党证才得以入场的)。元首坐的列车正要开车时,爱娃在她的密友赫尔达·施奈德的陪伴下赶到了车站。上车后,她们见众人高高兴兴的,无忧无虑。谁也不知道爆炸一事;几乎人人都在喝酒。不喝酒的希特勒很活跃,而使交谈生动活泼的还是有讥讽天才的戈培尔。
  车抵纽伦堡,宣传部长戈培尔下车发几封电报和收集最新消息。回到车厢后,他声音颤抖,把炸弹一事告诉了众人。
  希特勒原以为戈培尔在开玩笑,直到看见他苍白的脸孔时才相信。他自己的脸孔也成了阴郁的假面具。末了,他感情冲动、声音沙哑地喊道:“现在,我心满意足了!我比平常离开贝格勃劳酒馆早,这正是上帝的意旨。上帝有意帮助我达到目标。”
  他首先询向伤员的情况,然后令夏勃尽力为他们效劳。令毕,他便开始猜测谁是密谋者。他的结论是,炸弹肯定是两名英国特务安放的。斯·潘恩·贝斯特上尉和史蒂文斯少校两人,暗中与海德里希的一名特工人员——他在反纳粹的阴谋团体中假装是最高统帅部的一名上尉——暗中进行谈判。根据希特勒的猜测,希姆莱立刻下了火车,通过电话下令,将两名身在荷兰的英国人绑架回来。
  次日下午,史蒂文斯和贝斯特二人于文罗落网,被押进德国受盘问。数小时后,真正的放炸弹者在瑞士边境被捕,旋即被押回慕尼黑。在盖世太保总部的审讯室内,在强烈的弧光灯照射下,艾尔塞承认,炸弹是他放的,没有同谋。他这样做是为了要结束战争。他详细地描述了他怎样先锯开木板,然后给炸弹定时的。
  希特勒读了盖世太保的报告后,在报告上生气地批道:“是哪个笨蛋审问的?”他认为,说艾尔塞是个流浪汉是荒唐可笑的。参与这项大阴谋的有他的最凶恶的仇敌:英国人、犹太人、共济会会员,以及奥托·斯特拉塞尔。这难道不是明摆着的吗?
  希姆莱亲自动手,想方设法从犯人口中搞到真实情况。据一目击者说,他一边用靴子猛踢戴着手铐的犯人,一边破口大骂。尽管他拳打脚踢,还用“鞭子或类似的工具”猛抽,那位个子矮小的细工木匠仍一口咬定他先前的证词。就是在被催眠后,他的口供仍然未改。这样,海德里希便相信艾尔塞确没有同谋。但元首却严厉斥责希姆莱未把真正的罪犯找到(B也许这是希姆莱未公开审判和处决艾尔塞的原因。他被关在一集中营里,成了一名特权犯人;只有艾尔塞才能证实党卫队保安处已抓到了唯一的罪犯。后来,艾尔塞托人偷带一封信给另一名犯人贝斯特上尉。他在信中发誓,1939年10月,达豪的指挥官曾召他去其办公室,在那里,两个男人——估计系海德里希的特工人员——劝他在贝格勃劳酒馆安放一颗炸弹。这颗炸弹曾在元首一离开那里便爆炸,以便将一群密谋反对元首的叛徒炸死。艾尔塞同意后,便从集中营获释,去安装炸弹。在柏林盖世太保总部,那两名特工人员又要他在审问两名英国特务时出庭,充当检察方的证人。他必须证明,奥托·斯特拉塞尔曾将他介绍给贝斯特和史蒂文斯,是他们出钱雇他去安放炸弹的。但贝斯特和史蒂文斯从未受审,在名集中营里呆了5年,活了下来)。
  关于这件阴谋,官方的说法是令人诧异的:艾尔塞是共产党的“偏差分子”,是受国家社会主义的“偏差分子”奥托·斯特拉塞尔的指示才充当英国特务机关的工具的。这是主要情节,宣传家们又添了不少枝叶。有本小册子宣称,英国特务不仅在慕尼黑放了炸弹,还要对许多政治谋杀负责。对吉青纳勋爵,弗朗兹·费尔迪南大公和南斯拉夫国王亚历山大等著名人物之神秘死亡,英国特务机关也应负责。
  除被用来挑唆起对英国的仇恨外,这次未遂谋杀还被用来提高元首的知名度。各阶层的德国人向元首发来贺电,庆贺他死里逃生。全德国,天主教的报刊虔诚地宣称,是上帝奇迹般的作用才保佑了元首。福尔哈巴主教发来电报指示,慕尼黑的大教堂应唱《特迪姆》赞美诗,“用总主教管辖区的名义,为元首之有幸脱逃劫难,感谢上帝的神威。”教皇因波兰被消灭本来要谴责德国的,也以私人名义发专电祝贺。但希特勒怀疑其是否真诚。“看见这阴谋取得成功他才愿意呢”,晚餐时他对一群人说。当弗兰克反驳说,教皇庇护士十二世历来是德国之友时,希特勒说:“这倒有可能,但他不是我的朋友。”
  对提早离开啤酒馆,他已感谢自己的心声,也感谢上帝。他对霍夫曼说过:“那时,我有一种奇异的感觉,直至现在,我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只觉得我必须尽快离开酒馆,”然而,外国观察家们却另有一番说法。“我们大多数人都认为,它有点国会纵火案的味道”,夏伊勒在他的日记中写道。

  次日一大早,汉德逊便打电话告诉波兰使馆的秘书,他“从准确得毫无疑问的消息来源处”获悉,“在尔后2至3小时内,波兰若不承担些什么,战争便可能发生。”
  希特勒的电话窃听者把每个字记录了下来。15分钟后,汉德逊给伦敦去了个电话,除将上述情报重述了一遍外,还加了自己的看法,就是说,这虽然可能是个恫吓,但也有可能不是。这次通话也被完全记录下来。德国人虽不完全熟悉英国的密码,汉德逊行为不慎,竟使用电话,这样一来却把他们的任务变得容易些了(顺便提一下,英国驻罗马大使馆的安全工作更加松懈。珀恩勋爵的保险柜每星期均定期被意大利情报机关雇用的一名职业小偷打开。除了将有关英国外交密件密码等抄走外,这个小偷有一晚上竟将珀恩夫人的头饰偷去。即使如此,英国大使馆的安全措施仍未有所改进。英国有幸的是,那时的墨索里尼尚未开始将外国的密件密码等材料交给其盟国)。
  8月的最后一天,对善良的人们来说,是疯狂的一天。达勒鲁斯得到汉德逊允许后,于午后不久打电话给伦敦,告诉霍拉斯·威尔逊爵士说,希特勒的建议是“极大方的”。他说,据戈林说,元首之所以提出这样的条款,其意图是要向英国人表明,他是多么急于要与英国友好地解决问题。达勒鲁斯说话时,威尔逊竟听见有人用德语重复这些话。他明白,电话已被窃听,便令达勒鲁斯将这一情况告诉汉德逊。但是,这位业余外交家并未会意。威尔逊告诉他勿“走得太快”,他仍不作罢。末了,威尔逊只好说,叫他别再讲下去。他仍不理会,威尔逊便把话筒扔下。
  正当职业外交家与业余外交家都在为获得和平解决而东奔西走时,战争的计划却在无情地发展着。那天中午,在一弥天大谎的驱使下(据希特勒负责与德国新闻社联系的A·I·伯恩特说),希特勒发布了第二道入侵令。伯恩特觉得被波兰人屠杀的日耳曼人的数字太小,便自作主张加了一个零。开始时,希特勒不相信数目有这么大。伯恩特回答说,这数字可能有点夸大,但是,既然会这样大,那肯定是发生了可怕的事情。希特勒听完后,大喊大叫道:“他们要为此付出代价!我要好好教训他们一番,让他们永远也忘不了!谁也别想拦阻我!我决不让我的日耳曼人像牲口一样被宰杀!”说到这里,元首便走到电话机前,当着伯恩特的面,便令凯特尔发布“进行战争之一号指示”。
  这份指示早已准备就绪,只需将开头的那几句话根据情况稍作改动便可:“由于德国东部边界局势已变得无法忍受,而政治解决的一切可能性均已告罄,本人决定用武力解决。”
  向波兰发动进攻的日子便确定于次日,星期五,即9月1日;在西方则不采取任何行动。这份指示被派人送至各高级军官手中,由他们再以最机密的办法向野战指挥员发布特别令。至下午4时,开始入侵的执行令已经落实;部队和装备已开始向边界附近的前线移动。与此同时,党卫队安全处的头子也向波兰边界上一支秘密的德国部队发布了特别令。在此之前,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就泡制了一个穷凶恶极的计划——“希姆莱战役”——给希特勒发动进攻提供了一个绝妙的借口。乔装成波兰士兵和游击队的保安处先遣队,将于入侵前夕在边界上挑起事端,在刚好4小时后,便向一森林车站发动进攻,击毁一德国海关大楼,并——这是最重要的——短暂地占领格莱维茨的广播电台。在对准麦克风喊完反德口号后,“波兰人”便随即后撤,并要留下不少尸体,以证明这里曾发生过战斗。尸体是不成问题的。海德里希业已在集中营里选好了受害者——他们被称为“罐头食品”。
  在柏林,经过5个半小时的延误后,利普斯基大使终于于下午6时30分被领进里宾特洛甫的办公室。利曾斯基又疲倦又紧张,宣读了一份简短的声明。声明说,波兰政府“正在赞许地考虑”英国关于德波双方直接进行谈判的建议,并“将就此问题在数小时内作出正式答复”。他直接了当地说,从下午1时起,他就力图作此声明。
  “你是负有谈判使命的使者吗?”里宾特洛甫冷冷地问。利普斯基回答说,他“目前暂时”得到指示,将他刚才宣读的声明转达给德国。里宾特洛甫驳斥说,他原以为利普斯基是负有全权谈判使命的代表前来柏林的。“你是否有权就德国的建议现在就与我们谈判?”他咄咄逼人地问。利普斯基表示无此权。“那末,好啦,我们没有必要再谈下去。”
  在施密特的经历中,这是最短暂的会晤之一——它就此宣告结束。利普斯基未要求看希特勒的16点建议;即使里宾特洛甫主动出示这一建议,利普斯基也无权受领它。他有他的命令要遵守:“勿进行具体之谈判。”显然,波兰人有信心(在他们的盟友支援下)鞭打德国人,因而无意讨论希特勒的建议。英法两国也不愿劝波兰进行谈判。利普斯基回到大使馆后便往华沙挂电话。线路不通。德国人已将通讯切断。他们并没什么需要知道的了。
  在总理府,阿道夫·希特勒正与意大利大使阿托利科交谈(他于下午7时抵达的)。阿托利科再次要求和平。希特勒是否愿意听意大利总理充当最后一分钟的调停人?“我们首先得等待事态的发展”,元首说。这些事态现正按计划发展。晚8时整,海德里希的假“波兰人”向格莱维茨电台发动进攻。一个小时后,所有德国电台均取消了正常节目,改播一份正式声明。该声明一字不漏地重复了那份16点的建议,该建议之合情合理,连不友好的外国人都深受感动。
  波兰人从未考虑过接受德国建议。他们不但未提出要求恢复谈判的反建议——虽则匆匆,但也有可能全盘打破希特勒的计划——反而于晚11时广播了一份他们自己的咄咄逼人的声明,作为报复。它攻击说,德国的广播使希特勒的目标昭然若揭。“语言再无法遮掩这些新匈奴人的侵略计划。德国正谋求统治欧洲,并以前所未有的犬儒哲学取代各国的权利。这份卑鄙的建议表明,波兰政府发布的军事命令(动员)是何等必要。”
  里宾特洛甫前往总理府,看看元首对波兰的广播作何反应。没法子了,希特勒说,一切都动起来了。他很沉着。经过数周来的焦虑和怀疑后,未来的发展方向已经定下来了。他确信,英法两国不会采取行动——他睡觉去了。也许,希特勒当晚得到的最大保证是(不久前,他曾对他的军事将领说过,与斯大林签订的条约“系为了赶鬼而与魔王签订的条约”)他收到莫斯科发来的一封简短的电报。电报称,在莫洛托夫发表了一篇“精彩的”演讲后,最高苏维埃最终批准了对德条约。
  对希特勒说来,入侵波兰并不是战争,只是为取得理应属于德国的东西的一次行动,是一次区域性的行动,是英法两国在作了些挽救面子的姿态后必然会作为既成事实加以接受的行动。他的副官们曾不止一次在餐桌旁听他说过,“如同对捷克人一样,英国人也会弃波兰人于危难。”
  虽然他自己的“研究所”所截获的电报清楚地表明,德波战争爆发,英法两国便有可能出面干预,希特勒仍然不相信这点,因为它(据他的私人副官夏勃说)“扰乱了他的直觉的形成”。他更相信的是他个人的信念,即,英法不会采取行动。“英国在恫吓”,不久前他对他的宫廷摄影师这样说,说完,他露出了罕见的顽皮的笑容:“我也是!”
  希特勒最后决定战争的消息传到戈林耳中时,他正在他的专列上。他愤怒已极,把里宾特洛甫找来听电话。“现在,你那个他妈的战争已到手了!全是你搞的!”他喊完,便把话筒一扔。这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或许,谁也没像里宾特洛甫那样经常警告元首,即,若被逼得走投无路,英国必然会战斗。

(4)

(4)

  爆炸事件后12天,希特勒发布了“第八号战令”。陆地上的入侵将如期进行,但“在没有迫不得已的军事需要”时,他禁止轰炸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的居民中心。这是比人道主义更为实际,也披露了希特勒的最终目标。他进攻西方的真正意图是为了巩固后方,突袭俄国,而不是征服欧洲的土地或毁灭英国——他日后或许能诱使英国宽恕其东进之举。
  数天后,他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这次,他不但邀请总司令前来参加,还请了将领导此次进攻的人们。此次会议于11月23日中午在总理府内举行——开始时调子很低。“此次会议的目的”,他解释说,“是为了让大家对我脑海中的想法有个印象,因为,在未来事件中,引导我的正是这个想法。我不是请你们来听我作决定的。”接着,他便透露了各位听者理应知道的事情:具有值得骄傲自豪传统的军方已蜕变为只服从一人专政的唯唯诺诺的工具。“我一直怀疑,我是否应先打击东方然后才打击西方”,他说。“基本上说,我是为了打仗才组织武装力量的。打的决定历来在我手中。我迟早要把问题解决。”
  这是公开宣布要当主人,但与会者却未有吭声不同意者。戈林后来作证说,出席者若作了反驳,这是明知故犯。“最高统帅作出决定后,一个军人再没什么可讨论的了;这既适用于一般军人,也适用于元帅。”
  希特勒继而“非常谦虚地”说,他是更换不了的。“帝国的命运只在我一人身上。我将按此处之。”他承认,他的全盘计划是一场赌博,但话却咄咄逼人。“我非胜则亡”,他说,“我选择胜利。”“这是个历史性的决定,可与第一次西里西亚战争前腓特烈大帝的决定相提并论。如我要死,我将死而无恨。我是要这样来度过我的一生的。”值得注意的是,在结束讲话时,他对自己的命运作了个阴暗的预言。“在这次斗争中,我非站则倒。我的人民若失败,我决不苟且偷生。”这些都是真心话。对希特勒而言,只有黑白之分;不是完全胜利便是“戈特达马隆”——世界末日。
  当日下午,希特勒向勃劳希契和哈尔德宣读了他的一份讲稿——关于陆军高级将领中的失败主义。勃劳希契大吃一惊,提出辞职。希特勒不予接受,提醒他说,作为一个将军,他应与“其他军人一样”,尽其职责,履行义务。对陆军而言,这是苦难的一天,就像哈尔德在日记中雄辩而言简意赅地说的一样,是“充满危机的一天!”希特勒曾说过,谁要是妨碍他,他就消灭谁。勃劳希契和哈尔德都被希特勒的这一恫吓吓软了腿。他们双双拚命努力,不使自己沾抵抗分子的边。
  刚好在一周后,斯大林又使世界大吃一惊。11月30日,他入侵芬兰。芬兰这个国家,早在1918年,在德国军队的帮助下,曾挫败一次共产党叛乱。斯大林入侵芬兰,令希特勒狼狈不堪。这不但是因为德芬关系较好,而且也因为它削弱了与墨索里尼本来已薄弱的联盟。从一开始就反对德苏条约的意大利人,与西方一样,对苏联无故入侵芬兰,也表示巨大的愤慨。教皇的官方喉舌《罗马观察家》,跟着教皇,对法西斯或纳粹的入侵只字不予谴责。现在它却与教皇一起,痛斥苏联之入侵系蓄意侵略。齐亚诺写道,教会与国民都给墨索里尼施加巨大压力,令他“设法,让德国失败。”事实上,12月26日,他授权他的女婿通知比利时和荷兰代表说希特勒即将入侵(B比利时驻罗马大使慌忙用电报将此情报转给布鲁塞尔。德国人截获并翻译了这份电报。)
  整整一个星期,墨索里尼都坐立不安,既怕元首成功,又希望他成功。元旦前夕,他考虑参战,并与希特勒一起,但是,一看到德国即将入侵西方的迹象越来越多时,他又坐了下来,充当大哥的角色,写信劝解其小伙伴。意大利总理从未如此大胆地直言不讳。但他的直率又令他关切。所以,直到1940年1月5日,他才最终允许将此信拍发。他劝希特勒节制自己,不要入侵西方。打这样一场战争,双方都只有损失“现在,既然您已取得东部边界,建立了有9000万人口的大帝国,您把一切都拿去冒险——包括自己的政权在内——并牺牲日耳曼民族之花,目的只在于让迟早总会掉落的果实早些掉落,并由我们这些欧洲的新兴力量来收获。这划得来吗?那些民主大国本身就带有令他们的果实腐朽的种子。”
  接着,他便批评与俄国签订的条约。这样的态度,他知道,必然会惹元首发怒。“我觉得,您不能丢弃您曾高举20年、许多同志为它而献身的反犹反布尔什维主义的大旗;您不能放弃德国人民曾盲目相信的您自己的福音。”4个月以前,苏联是世界头号敌人。现在,她怎么能成为头号朋友呢?“消灭布尔什维主义之时,也是笃信我们两国革命之日。”
  1月8日下午,阿托利科亲手递交了这封信。可以理解,元首是不屑予以回复的,只将它束之高阁。这是墨索里尼为摆脱他的盟友的统治所作的最大努力。但是在维护自己的权益后,几乎立即作出了可以预言的反应,开始再次充当奴颜卑膝的角色。

  9月1日,星期五,凌晨4时45分,在但泽港进行礼节性拜访的德国巡洋舰“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号,开始炮击这个小半岛——那里有一波兰军火库和88名士兵。与此同时,炮火也猛轰德波边界。接着,德军的步兵和坦克便大规模向东挺进。德国未正式宣战,一小时后,希特勒向其部队广播了一项文告。他说,“除武力对付武力外”,他无别的选择。
  在罗马,墨索里尼外表上很平静。几小时前,在恐惧心的驱使下,同时也因为劝他小心谨慎的忠告像洪水般涌来,他作出了一个明智但又是个尴尬的决定:意大利将保持中立。他亲自打电话给阿托利科,要他去请求元首给他发一份电报,解除他在联盟中承担的义务。希特勒迅速地草拟了一封隐藏着愤怒的复电。“本人相信,依靠德国的武装力量,我们有能力完成强加在我们身上的任务”,他这样说,并为墨索里尼未来能为“法西斯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的共同事业”所做的一切表示感谢。他于上午9时40分签发了这封电报,接着便前往“皇冠剧院”向国会发表演说。希特勒身穿灰色制服,步履轻快地走上舞台。旁观者都觉得奇怪。他穿的看来像军服,却又是新颜色的党服。他声音宏亮,讲得很慢,一点一点地将他为何要进攻波兰的原委讲述出来,从头至尾使自己处于愤怒状态中。听众聚精会神地听着。对西方各大国竟认为自己的利益也受到影响的想法,他表示遗憾。“本人曾一再向英国施以友谊,以及,如果必要的话,紧密的合作。然而,单相思可不行,爱,必须有对方作出反应。”身在听众中的爱娃·勃劳恩对妹妹小声说:“这意味着战争,伊尔塞,他要走的——我会变得怎样呢?”
  也许是因为即席,这篇演说并不是希特勒最佳演说之一。为了使这篇演讲拿得出去见报,狄特里希办公室的赫尔穆·孙德曼与其他工作人员一起,拚命修改语法错误和删除多余的字句。希特勒保证,他永远不会向妇女和儿童发动战争,接着便宣布,波兰军队在德国领土内放了第一枪,德国陆军不过是还击而已。“谁用毒打人”,他威胁说,“必然会遭毒还击。谁不顾人类福利之准则,谁便可指望我们会采取同样的步骤。我会打下去,不管打谁,直到帝国安全和权利得以确保!……此时此刻以后,我的全部生命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属于我的人民。现在,我什么也不想当,只想成为日耳曼帝国的第一名军人。所以,我再次穿上了历来对我是如此神圣、如此宝贵的军装。不到胜利我决不脱下军装——要不我就不活着看到它的结束!”
  听众尽情的欢呼。在疯狂的兴奋中,谁也没有注意到,爱娃·勃劳恩在双手捂脸哭泣。“他若有个三长两短”,她对妹妹说,“我也死”。希特勒宣布,如他身遭不测,他的继位人是戈林。若帝国元帅也遭不测,赫斯将继其位。这是个单方面的决定,或许是即兴作的,但它表明,德国政府实际上已不复存在了。元首就是德国。
  在剧院内,人们疯狂地高呼“胜利万岁!”,在剧场外,在街道上,人们却几乎安静得可怕——这是个吓人的对比。稀稀拉拉的行人,他们板着脸孔,似乎对未来的关切压抑着他们。25年前,8月的一天,德皇威廉宣战时出现的那种喜悦,现在连影子都没有了。今天,街道上并没有心情急切的青年阿道夫,也没有眼中闪着喜悦的光芒的希特勒。在1914年,大部分欧洲人都在战争中找到了解脱。“我们永远不应忘记,”
  D·H·罗伦士在写到他坚决反对的那次战争时写道,“人类是双重的动机生存的:一为和平与增长,二为争斗与武力之凯旋。军事冒险与在争斗中取胜的胃口一旦获得满足,和平和增长的胃口便立刻显示出来——反之亦然。这好像是一条生活规律。”从停战协定签订之日至今天,和平与增长均不见有多少。这一代人并不具有过无聊生活的最近的过去,没有冒险或逃避的欲望。这些德国人明白,上一次战争并未解决任何问题。他们从自身的经历知道,战争是长期的,悲剧性的,也是不光彩的,它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坏。
  当爱娃·勃劳恩垂头丧气地与勃兰特医生一起步出剧场时,他试图让她高兴起来。“别发愁,勃劳恩小姐,”他说。“元首告诉我,用不了三个星期和平又会到来。”听到这话,她勉强一笑。
  汉德逊打电报给伦敦说,演讲一完希特勒便回总理府去了,并对他的将领们说,“他的政策业已瓦解,现在只有枪炮才能说话。希特勒先生忍不住了,没有讲完便离开了屋子。”
  这可能是真的。那天下午早些时候,戈林把达勒鲁斯召到总理府。元首要见他。元首对达勒鲁斯所作的一切努力表示感谢,随后便责怪英国将此努力化为乌有。时至今日,达成协议的希望已不复存在了。片刻后,他打断了戈林的无关插话,说他决心粉碎波兰的抵抗,令波兰全国蒙辱。然而,如英国仍愿谈判,他准备退让,即所谓半途相会。猛然间,他又大喊大叫起来,且指手划脚。戈林狼狈地将头一歪。“英国若愿打1年,我就打1年……”希特勒停话不语。片刻后,他嗓门喊得更高,疯狂地挥舞着双臂。“英国若想打3年,我就打3年!”他握紧拳头,喊道:“如有必要,我就打10年!”他弯腰击拳,差点儿击到了地板。
  一会儿,希特勒来到客厅。此时的他却似乎处在“喜悦和兴奋”之中。他向里宾特洛甫和两名副官喊道,军队进展之神速,超过了他最大胆之想象,整个战役在西方来不及草拟抗议书前便可结束。此时,法国问题专家奥托·阿贝茨主动发表意见,说法国将会宣战。希特勒把脸转向里宾特洛甫,举起双手,作恐怖状。“饶了我吧,你的专家别再发表什么断言了”,他一边说,一边对德国外交人员大加讥讽,说什么他们拿的薪水最高,用的通讯工具最现代化,但所作的答案历来是错误的。在征兵,在莱茵兰,在德奥合并,在苏台德危机,在占领布拉格等问题上,他们都预言会发生战争。他的武官们也一样糟糕。“要不是因为早饭吃得太多,搞钝了脑筋,他们在各自的国家收集到的关于时局概况的材料,还没有我在柏林得到的清晰,就是因为我的政策不适合他们的需要,在发来的报告中,他们提供假情况,在我的道路上设置障碍。你必须明白,里宾特洛甫,我已最后决定,不听那些曾屡屡向我伪报或谎报的人们的意见。我要自行其是,依自己的判断行事。在上述这些事件中,它比干练的专家给我的高见还有力。”
  在伦敦,波兰大使爱德华·拉仁斯基在唐宁街10号会见了哈利法克斯勋爵。他主动提出,根据英波互助条约第一条,他的政府认为,希特勒的入侵应视为侵略。
  “这,我没有多少怀疑”,哈利法克斯说。两人来到大厅时,前来参加内阁紧急会议的各位大臣都陆续到了。财政大臣约翰·西蒙爵士抓着拉仁斯基的手说:“我们现在可以握手了。我们同舟共济……英国没有抛弃朋友的习惯。”数分钟后,张伯伦建议内阁向希特勒提出最后警告:除非停止敌对行动,否则,英国将履行其向波兰承担的义务。他警告说,这封电报措词应谨慎,不用最后通牒的措词。否则,德国人便有可能立即攻击英国的船只。
  全世界对此突然袭击,虽早有所料,却仍大受震惊。梵蒂冈未予谴责;它通过赫隆德红衣主教秘密向波兰政府施加压力,要它与希特勒谈判。罗斯福总统的第一个反应是呼吁交战双方保证不轰炸平民百姓或“未设防的城市”。这是希特勒曾公开许下的誓言;罗斯福的声明仅使他烦恼。此时,他的驻华盛顿临时代办又报告说,美国国务院负责新闻事务的副主任曾对德国新闻局的代表说过:“我们真可怜你们这些人,你们的政府业已自己宣告有罪。他们受到全世界的谴责。如果现在英法和德国发生战争,这场浴血将是绝对没有必要的。谈判用的方式是愚蠢到了极点的。”希特勒将美国的敌视态度归咎于受犹太人控制的报纸和“罗申弗尔德”总统周围的犹太人。他对此作出了报复:视德国犹太人为国敌,禁止他们冬季于晚8时后夏季于晚9时后外出。不久,犹太人的所有电台都被没收充公。
  当天傍晚,英国致德国的照会终于送到了汉德逊的手里。根据英国政府的指示,汉德逊必须在其法国同事陪同下立即将此照会交给里宾特洛甫。他应向他解释清楚,这是一个警告,而不是一份最后通牒——如德国的答复不能令人满意,下一阶段便发出限期最后通牒,或立即宣战。当然,后者是仅让大使一人知道的(顺便提一句,也是让希特勒的电话窃听者知道的)。
  上午9时30分前,汉德逊和考仑德雷来到了威廉大街,但里宾特洛甫拒绝一起见他们。他首先客气地接见了英国大使。里宾特洛甫说,是波兰首先向德国挑衅的。接着,他便开始争辩,声音虽然不大。这一次,他们并未鼻子对鼻子地争论,而是进行得很有分寸。汉德逊刚一走,考伦德雷便进来了。他带来的照会,几乎与英国的一模一样。里宾特洛甫重又说,是波兰的不是,不是德国的不是。他答应将照应转给希特勒。
  在伦敦,张伯伦正把照会内容告诉下院。他说,英国与德国人吵架的唯一原因是,他们竟允许自己受纳粹政府的统治。“只要这个政府存在,并坚持过去两年来所采取的方法,欧洲就不会有和平。我们只会从危机到危机,只会看到各国一个接一个遭到攻击。攻击的方法令人作呕,这我们现在已经熟悉了。我们已下定决心,这些方法必须结束。”他博得了满堂喝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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