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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乞丐到元首: 第六章 啤酒馆起义

2019-10-03 11:05

1922—1923

1923

(1)

(1)

  到了1922年,希特勒已在自己周围集中了各个阶级的人士,他们的文化程度与职业也大相径庭。尽管程度有所不同,所有人都与他一样,赞同民族主义,恐惧马克思主义。其中有两名飞行员:赫尔曼·戈林,此人曾是一流的战斗机飞行员,是赫赫有名的“里希特霍芬飞行团”的最后一名指挥官;另一名是鲁道夫·赫斯,此人在战争初期是希特勒所在团的一名军官,战争结束时成了一名飞行员。虽然两人都出身富裕家庭,两人都坚信希特勒是德国之前途的答案,但两人在外貌上,性格脾气上都显著不同。
  戈林为人轻浮,装腔作势,性格外向,易与人交友,且常常能左右友人。他的父亲曾当过区法官,后被俾斯麦委任为帝国西南非委员。他结婚两次,有8个孩子。戈林排行倒数第二,是个学者,但对此他毫不在乎,意在从戎为国效劳。通过他的教父的关系,他加入了”普鲁士皇家青年军”,在战斗中出了名,在参加了第27次空战后,获得了一枚最高军事奖章“功勋奖章”。停战后,他成了瑞典航空公司的一名飞行员,与一有夫之妇卡琳·冯·坎佐订了婚。卡琳的父亲出身瑞典的贵族,母亲则出身于爱尔兰一酿酒家庭。一俟她最后办妥离婚手续,他俩便立即结婚。
  戈林原可在瑞典安生度日的,但他急欲返回德国,以“洗雪凡尔赛的耻辱,雪失败之耻,铲除通过普鲁士心脏的长廊”。他考进了慕尼黑大学,学的是历史和政治学,但更使他感兴趣的却是现实中的政治。为此,他曾拟在经沙场考验的军官中建立自己的革命政党。“我记得,他们曾开会讨论为这些军官提供膳宿的问题。‘你们这些笨蛋!’我对他们说,‘难道你们认为,一个干练的军官会找不到一张床来睡觉吗?连一个漂亮姑娘的床也找得到!他妈的,眼下还有更紧要的事情呢!’不知谁老着脸皮,我在他头上给了一下子。当然了,大家哄堂大笑,会议也就结束了。”他领导革命的企图也就到此告终。直到1922年秋天的一次群众大会上,他才找到一个值得追随的人。这次大会在科尼希广场召开,目的在于抗议盟国让德国交出所谓战犯的要求。各党派的发言人纷纷上台。
  后来,群众在高喊,“希特勒!”事有凑巧,原来希特勒正站在戈林和卡琳的附近(他们已在年初结婚),他们偶然听到他说,他根本不想“给这些驯服的资产阶级海盗讲话”。那时,希特勒身穿军大衣,腰间扎着皮带。他身上的某种东西感染了戈林,于是,戈林便在纽曼自助餐馆参加了一次党的会议。
  “我在后边坐着,不敢冒昧。我记得,那次会议有罗森堡。希特勒对为何未作发言作了解释。他说,那样不痛不痒地讲,哪个法国人也不会失去睡觉的机会的。你必须用刺刀支撑你的威胁。是的,这才是我要听的。他要建立的是一个能使德国富强、能粉碎凡尔赛条约的政党。‘不错’,我对自己说,‘这才是适合于我的党!打倒凡尔赛条约!他妈的,这才合我的胃口!’”
  在党的总部,他填了一张入党申请表。这样一位战争英雄竟出现在这样一个破旧的办公室里,这肯定引起了轰动。他回忆道,“反正有人告诉我说,希特勒想立刻见我。”风度翩翩的戈林,希特勒只要看上一眼就足够了。站在他跟前的是这样一个北欧人:闪闪发光的碧眼,又高又细的身材,粉红中带白的皮肤。“他告诉我,正当他要找人来管理冲锋队时,我正好去找他。这完全是运气。”他们同意一月后再宣布,但戈林却立即投入了冲锋队的训练工作,且作为一军事组织进行训练。“‘军队!’我对众人说,‘这是军队!’”
  看上去,他是不折不扣的日耳曼人,但是,按希特勒的标准,他还不是个种族主义者。事实上,他的许多朋友都是犹太人。戈林之所以加盟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是因为它是革命的,不是因为其意识形态。其他党派也搞革命,所以,我想我怎么也能参加上一个!”他是个热衷于行动的人物,一个热衷于行动的组织吸引了他,也正是当时希特勒所需要的人物。他与容克军官和社会各界人士有着宝贵的联系,又是在游行时、在会议上可供炫耀的人物。在必要时,由他正面斥责某些领导人,他也不会在乎。
  若与戈林相比,鲁道夫·赫斯却黯然失色了。他出生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父亲是个有钱的批发商和出口商。父亲要他从商以继承家业,但他却愿当个学者。他曾就读于巴德戈德斯伯格寄宿学校,后在瑞典考进了高级商业学校。战争迫使他辍学;战后,他怎么也不想以商为业。与戈林一样,他也进了慕尼黑大学,学的是历史、经济学和地理政治学。他也觉得被“十一月罪犯”出卖,但他并未从事自己的革命,而是加入了“图里会”。他参加示威游行,也在街头演讲(虽然他很害羞)。作为“自由兵团”的一个成员,他曾参与推翻巴伐利亚苏维埃政权的斗争。
  他也在寻找一位领袖。在大学时期,他的论文《怎样的人才能领导德国恢复其旧日的光辉?》曾获奖。他写道,此人应是独裁者,善于使用口号、上街游行和煽动民众。他必须来自人民,但又与群众毫无共同之处。与所有伟人一样,他必须具有“完整的人格”,“不因流血而畏缩。大是大非总是靠铁和血来解决的。”为达此目的,他必须准备“践踏自己的挚友”,“铁面无私地”施行法律,“小心谨慎而机敏地”对待人民和国家,必要时“可用骑兵的马靴将他们踩在脚下”。
  赫斯在希特勒身上找到了其理想,并作为希特勒的亲信和心腹在他身边呆了一年多。与此同时,他还效忠于另一人(其妻为犹太人),卡尔·豪斯霍弗将军。此人曾在东京任武官3年,能讲一口流利的日语,于1911年回国。回国后,他热衷于亚洲事务,并坚信,国家的存亡有赖于其所控制之疆域。战争就是他这一理论的证明。德国之所以受包围,受窒息,最后蒙受战败的耻辱,其原因就在于它缺乏生存空间。停战后,他出任慕尼黑大学的地理政治学教授。他告诫学生,救国之途在于自给自足,为此,德国不仅需要自给自足(国民经济独立),还需要生存空间。对豪斯霍弗教授和希特勒,赫斯均佩服得五体投地,希望能将二人凑在一起。其中有个障碍:豪斯霍弗太太因她父亲是个犹太商人。赫斯虽然遵从种族主义的理论,但他又是个有血有肉的人,既对教授先生忠心耿耿,也对教授夫人不怀二心。
  赫斯当时风华正茂,既谦虚又不独断专行。他虽曾在战场和街头英勇奋战,其获奖的论文也曾具血腥味,但他远不是个嗜血成性者。他爱书本与音乐甚于激烈辩论,但在咖啡厅论战中却也不难见到他,而他也正是在霍夫布劳斯的血战中博得了希特勒的赏识。他面目方正,眉毛又黑又浓,两眼炯炯有神,嘴唇严紧,俨然是“准备践踏挚友”之人。只是在微笑时赫斯才露其真容——一个机智灵敏、青面獠牙的青年理想主义者。伊尔塞·赫斯(当时叫伊尔塞·普洛尔)回忆道:“他笑得很少,不抽烟,不喝酒,对战争失败后还在跳舞和社交的年青人缺乏耐心。”除了深知他的人外,对他人他是个谜。他是个理想的信徒。他不屑于争权夺利,准备跟随希特勒走遍天涯海角。
  另一个盲目追随者是尤利乌斯·施特莱彻。在反犹方面,赫斯与戈林均大大逊色于他们的领袖;而施特莱彻语言之恶毒却远远超过了希特勒。此人很事故,矮胖,秃顶,肥头大耳,给人以粗壮的感觉。无论是在餐桌旁,或在床上,他的胃口都是过人的。他有时直率而亲善,有时又狂暴而残忍。他可以不费吹灰之力从伤感跃至残酷无情。与希特勒一样,只要一公开露面,他手中是很少不拿鞭子的。不同的是,希特勒的鞭子,像一条狗链子似的,套在手腕上,而他的却作为武器予以炫耀。年轻时,他“身上背着装满了反犹书籍和小册子的背包,到处游逛。”他的演讲,通篇充满了疟待狂的想象,对于政敌则用最污秽的语言进行攻击。由于他相信犹太人阴谋反对雅利安人,他的舌尖上挂满了无穷无尽谩骂的言辞。
  他加入了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1922年,该党纽伦堡支部一建立,他便创办了一份专门遣责犹太人的报纸《冲锋队员》。若与维也纳那份曾给年轻的希特勒以重大影响的杂志《东方天坛星》相比,这份报纸在污秽和毒素方面已大大前进了一步,并业已成了使希特勒的许多亲信惊愕的源泉。希特勒本人对色情文学极反感,不赞成施特莱彻纵欲无度,对这个古怪的信徒唆使的党派之间的不断争吵表示关切。但是,与此同时,他又佩服施特莱彻的充沛的精力与疯狂的忠诚。
  “底特里希·埃卡特不止一次告诉我,施特莱彻当过中学教员,而且,从许多方面看,又是个怪人。他还常说,如果不支持像施特莱彻这种人,国家社会主义要取得胜利是毫无希望的。”施特莱彻在《冲锋队员》里常常大大言过其实,因而常招人斥责,对此,希特勒的回答是出乎人们意外的:“人们说,他把犹太人理想化了。其实却相反。犹太人更加卑鄙,更加凶狠,比施特莱彻描述的更加穷凶极恶。”
  希特勒的亲信就是这种人。他的运动贯串着社会的各个阶级,因而也把各种各样的人拉拢在他身边——有知识分子、街头战士、各种怪人、理想主义者、流浪汉、雇佣兵队长、守纪律和不守纪律的、劳工和贵族。既有文质彬彬者,也有残酷无情者;既有流氓无赖,也有善良的人们。有作家、画家、短工、店主、牙医、学生、士兵,还有牧师。他的魅力是广泛的,而他也心胸开扩,既能容忍像埃卡特这样的吸毒者,也能容纳像罗姆那样的同性恋者。对许多人说来,他就是一切,而他也时刻准备接纳忠实地为反对犹太人马克思主义和为德国的复兴而战斗的人们。
  “我最愉快的回忆就是这个时期”,19年后的一个冬夜,他动了感情,作了一系列的回忆。他高兴地谈起了早年的支持者。“今天,当我偶然遇见他们中某个人时,我非常感动。他们真心诚意地爱护我,真是动人。小小的市场摊贩会跑着追来看我,‘给希特勒先生送几个鸡蛋’……我实在喜欢这些真心实意的人们。”
  不管他的追随者多么卑贱,他从不针砭他们。也许是为了纪念在维也纳的那些悲惨的日子,他在卡尔尼留斯大街开辟了党的新总部。总部地方比较宽敞,是专为那些穷困潦倒需要一席之地避寒的追随者而设的。“冬天一到”,菲力气·波勒回忆说,“接待室便成了失业党员和支持者暖身的地方。他们在那里吵吵嚷嚷地打牌,非常热闹。你常常听不见自己的说话声。主管克里斯汀·韦伯常常要用长马鞭才能将他们轰走。”

  1923年9月的最后一天,希特勒收到了一封令他心神不安的信。这封信是“你们党的一个老党员、一个狂热的党员”写的。写信人指出,在著名的占星学家埃尔斯伯特·埃伯汀太太所著的年鉴里,载有一条令人吃惊的预言。“一个出生于1889年4月10日的行动家”,书中说,“由于行动过于不谨慎小心,可能会出现人身危险,并非常可能触发一场无法控制的危机。”星象表明,此人确需认真加以对付;在未来战斗中,他注定要扮演“元首的角色”;他也注定要“为日耳曼民族牺牲自己。”
  她虽然未指名道姓,很明显,她之所指是希特勒。她未提及哪一天,但她提出了警告,就是说,如果在近期行动过于鲁莽,他可能危及自己的生命。另一个占星学家威廉·乌尔夫(多年后,他成了希姆莱的秘密警察的占星顾问)也对希特勒那年夏末的命运占了一卦,并特别指出了具体日期。他的预言也是凶多吉少:在1923年11月8至9日,如对某事”采取暴力,必产生灾难性结局”。
  这些预言,许多人士均认真地加以注意。几个德国精神病医生和心理学家业已考虑“心理占星术”问题。不久前,O·A·H·施密茨博士——瑞士精神病医生C·G·容格的热心门徒——指出,占星学或许就是心理学所需要的。但是,希特勒对埃伯汀的预言的评语是:“女人和星象究竟与我何关?”
  不管是否相信占星术,希特勒确实相信,他自己的命运终将引导他走向胜利;并且,如同赫仑纳·汉夫施坦格尔所注意到的,除肯定的声音外,其余他一概不听。在收到埃伯汀的占星警告的同一天,他意外地听到了这样的声音,那是在瓦格纳的老家,白莱特的万弗里德别墅里——他正在该处拜访瓦格纳的86岁的遗孀科西玛。瓦格纳的儿子品格菲的英国夫人威尼弗雷德·瓦格纳对希特勒及其国社党早已佩服得五体投地。她热烈地欢迎他前来;她的6岁的女儿弗莱德莱茵觉得,穿着巴伐利亚*?短裤、厚厚的毛袜、红蓝花格衬衣、鼓鼓囊囊的蓝短外套的希特勒很是有趣可笑。“他的颊骨高高突*?,脸色灰白。眼睛蓝得不自然。看上去,他好像半饥半饱似的,但又有别的什么,是一种狂热的光泽。”
  希特勒很不自然,在音乐室和书房里羞怯地、笨拙地来回走动。他蹑手蹑脚地走动,好像置身于教堂似的。后来,在花园里,他向瓦格纳一家谈其他最近的未来计划时,“他说得有板有眼,声音也越来越深沉。后来,我们围成一个小圈,像着迷的小鸟听音乐似的,但他说的话我们连一个字都没有听进去。”他走后,瓦格纳太太说,“你们不觉得他注定要成为德国的救星吗?”品格菲大笑不止。在他看来,希特勒明显地是个“骗子”,也是个暴发户。
  希特勒来到街道的另一边,拜访业已瘫痪在轮椅里的、年迈的豪斯顿·司徒·张伯伦。张伯伦是一位英国海军上将的儿子,是看到德国的民族是最优秀的民族才被吸引到德国来的。他具有天才,过于神经质。人们普遍认为,他是他所处时代的最优秀的文人之一。他是瓦格纳的崇拜者,与瓦格纳的女儿爱娃结了婚。这个英国种族主义预言家对希特勒之印象是如此之深刻,以致在当晚“他睡的时间更长,睡得更香”——自1914年8月受打击以来最甜最香的一觉。几天后,在写给希特勒的信中,他说:“只此一击,我的灵魂之状况业已改观。在最需要的时刻,德国产生了希特勒——这正是德国活力之证明。”
  张伯伦的这一番话,肯定加深了希特勒之自我感觉,即:他是掌握命运的人。约在一星期后,希特勒与罗森堡和汉夫施坦格尔夫妇坐车在巴伐利亚的山间奔驰时,由于公路被笼罩在大雾弥漫中,他们的红色“麦塞蒂斯”开进了沟里。回慕尼黑时,一路上谁也没有开口说话。后来,他对赫仑纳说,“我注意到在这次失误中,你一点儿也没有害怕。我知道我们是不会受伤的。伤害不了我的事故决不会就这一次。我会安全脱险,成功地实现我的计划的。”

(2)

(2)

  1922年秋,阿道夫·希特勒的活动引起了盟国兴趣。在美国驻德国大使的建议下,美国指派杜鲁门·史密斯——耶鲁大学学生,西点军校毕业生,驻柏林副武官——前往慕尼黑,“对据称正不断发展的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力量作出估价。”史密斯被指示去见希特勒,“对他的性格、人格、能力和弱点”作一估计。他也要对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力量和潜力作一调查。更具体点说,史密斯必须设法为下列问题找到答案:“巴伐利亚是否有可能宣布从德国独立出去?慕尼黑是否存在再次爆发共产党起义的危险?希特勒的社会主义工人党是否有可能夺取巴伐利亚的政权?驻扎在巴伐利亚的国防军第七师是完全忠于帝国呢,还是分别忠于柏林和巴伐利亚?如果发生右派或左派骚乱或叛乱,它是否可用来镇压他们?”
  11月15日午前,史密斯上尉抵达慕尼黑。在玛利安巴德饭店安顿好后,他立即前往设在雷德勒大街的美国领事馆,拜见了代领事罗伯特·墨菲。28岁的墨菲(后来出任驻比利时大使)告诉史密斯,巴伐利亚的新总理“并不是个强硬人物”,因为他仅是前总理卡尔的“一个工具而已”。他说,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力量正在迅速增长,其领袖虽“是个单纯的冒险家”,但仍不愧“是个真正的人物,正在挖掘潜在的不满”。希特勒了解巴伐利亚人的心理状态,但是否“足以领导德国的民族运动”,这还是值得怀疑的。
  在尔后的数天里,他与陆军将领,政府官员,继位王子卢普科希特(“他肯定没有天才,但有些政治能力”),一个自由派报纸编辑,以及梅克斯·埃文,冯·舒本纳·里希特(德国血统,从波罗的海国家逃来的难民,借用其妻之爵位)进行了交谈。舒本纳·里希特是罗森堡之密友,已开始对希特勒产生相当影响。他向史密斯保证说,党的反犹主义“纯粹是为了宣传”。之后,他便邀请史密斯到党的新总部前参观冲锋队的检阅。
  “确实壮观”,当晚史密斯在旅馆的客房内作了这样的记录。“1200名我从未见过的壮汉打着旧帝国国旗,带着鲜红的卍字臂章,操着正步,打希特勒跟前走过,接受他的检阅。检阅完毕后,希特勒发表了讲话……然后高呼:‘让犹太人死亡!’等口号。人们疯狂地欢呼。我一生都未见这种场面。”
  次日,星期六,史密斯在鲁登道夫家里与他进行了交谈。这位将军承认,他曾认为,”首先要在俄国将布尔什维克主义消灭,然后才能在德国消灭。”他宣称,盟国“必须支持一个能与马克思主义对垒的强大的政府”,而这个政府永远不能“在现有的、混乱的议会条件下产生出来”,“只能靠爱国人士去组织”。他坚信,“法西斯主义运动是欧洲反动势力觉醒的开始”,墨索里尼对德国的民族事业真正抱有同情。
  星期一下午4时,史密斯在会见舒本纳·里希特的地方会见了希特勒。会谈室“单调乏味得不可置信;与纽约破旧的出租公寓里后边的卧室相似”。会见后,史密斯在笔记本里一开头便写道:“一个杰出的在野党领袖。我很少倾听一个如此疯狂又如此通情达理的人发表议论。他控制群众的能力肯定是巨大的。”希特勒将他的运动描述为“体力脑力劳动者之联合,反对马克思主义”。还说,“如果要将布尔什维克主义镇压下去,目前对资本之谩骂就必须停止。”议会制必须被取代。“只有专制主义才能令德国站稳脚根”。他写道,“我们的文明与马克思主义的决战,与其在美国或英国土地上进行,不如在德国土地上进行,这对美国和英国更为有利。我们(美国)若不支持德国的民族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就将征服德国。这样一来,赔款便不复存在,而俄国和德国的布尔什维主义,出于自恃之动机,必然会进攻西方国家。”
  希特勒还谈到了其他话题,但对犹太人他连提都未提。后来,还是史密斯一针见血地提出反犹主义问题。希特勒答道,他只是“同意取消其公民权,排除他们参与公共事务。”这便把史密斯顶了回去。史密斯离开这间黑暗的屋子时,他已坚信,在德国的政治中,希特勒将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希特勒将于11月22日发表演讲;史密斯接受了一张入场券,但由于他出乎意料地被召回柏林,便将入场券转给了恩斯特·汉夫施坦格尔。此人个子高大,长着一副又瘦又长的下巴,性格古怪,是哈佛大学毕业生。汉夫施坦格尔会费神看看希特勒这家伙,并把结论转给他吗?“我的印象是,他会起很大的作用”,史密斯说,“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他,他当然明白自己需要什么。”
  他敢于相信汉夫施坦格尔的判断力,原因是后者的背景很不寻常。他母亲出身于新英格兰名门,即虐德维克斯家族;他祖上有两人是南北战争时期的将军,其中一人还曾为林肯扶棺。汉夫施坦格尔家族里,有两代人曾在萨克塞—科堡—哥达公爵府任过枢密顾问官职,他们还是艺术品的鉴赏家和主顾。这个家族在慕尼黑开有自己的艺术出版社,并以其精美的艺术复制品而著称。汉夫施坦格尔本人是在艺术和音乐的环境中长大的,他的家是黑利·雷赫曼、威廉·布希、理查·施特劳斯、菲力克斯·文加纳、威廉·巴克豪斯、弗里特佐夫·南森和马克·吐温等人的会见场所。他本人的钢琴也弹得极有神韵。在巴伐利亚最有名的沙龙里,人们也常常可看到他那伏于琴键上方高达6.4英尺的身躯。他的外号叫“小家伙”。
  22日那天,汉夫施坦格尔乘电车来到金德酒馆,这是一间L形的大啤酒馆,里边挤满了密集的人群。听众中有少数退伍军官和小官吏,也有些小店主,多数是青年和工人。许多人穿起了巴伐利亚的民族服装。汉夫施坦格尔想从记者席中找个熟人,却白费了力气。他不知道希特勒在何处;幸好有个记者将台上的三人一一指给他看。个子矮小的是梅克斯·阿曼;戴眼镜的是安东·德莱克斯勒;第三个就是希特勒。希特勒穿着一双齐脚踝的鞋,又笨又重,身穿一套黑衣,浆过的白领。汉夫施坦格尔不由想起,他这身打扮活像是某火车站餐厅里的跑堂。但是,当德莱克斯勒将他介绍给听众,他迅速地、满怀信心地打记者席前走过时,他“毫无疑问是个穿便衣的军人。”
  掌声震耳欲聋。希特勒叉开双腿,双手反剪在身后,活像个哨兵。他以平静、有节制的语调,回顾了过去几年来所发生的事件。他巧妙地把矛头对准政府,却又不使用挖苦或庸俗的语言。他讲得很仔细,用的是文质彬彬的高腔德语,有时也带上一点儿维也纳口音,离希特勒只有10多英尺远的汉夫施坦格尔,对希特勒那双真诚的碧眼印象尤为深刻。“他眼中既有诚实、真诚的神情,又有苦难和无言的请求的尊严。”开讲10分钟后,希特勒完全掌握了听众的感情。此时,他放松了自己的姿态,像训练有素的演员一样,打着手势,开始用维也纳咖啡馆的方式,以狡猾的恶意,旁敲侧击。汉夫施坦格尔注意到,坐在邻近的妇女,看得津津有味。后来,有个妇女竟喊出声来:“一点不错。讲得好!”正在此时,希特勒的声调突然提高了,好像对她们表示感谢似的。他还大幅度地打着手势,极力谴责发国难财的人们。
  希特勒抹干了脑门上的汗水,伸手接过一个大胡子递过来的啤酒。在慕尼黑的啤酒爱好者看来,这是很具有戏剧性的。恢复讲演后,他的手势更有力了。听众席中经常有人叫骂,此时,他便镇静地微微抬起右手,好似接球一般,或双手往胸前一叉,简单他作答,将叫骂者的进攻粉碎。“他的技巧很像击剑运动员的冲刺和招架术,也像走钢丝绳运动员之娴熟的平衡动作。有时候,他也令我想起一位琴艺高超的小提琴手,他永远也不会将弓拉完,只留下轻轻的余音——某种不用语言的技巧去表达的思想,一种弦外之音。”但是,一旦他猛攻他的敌人——犹太人和赤色分子时,谨小慎微之举便烟消云散了。“我们的座右铭是——如果你不想当德国人,我就敲破你的头颅。这是因为,不斗争,我们就不能成功。斗争,我们用的是思想,不过,如果需要,也要用拳头。”
  汉夫施坦格尔听得入了神,清醒后,往四周瞧了瞧,听众的态度完全改了观,这使他大吃一惊。“一小时前还在吵吵嚷嚷,把他推来推去的群众,那些高声怒骂的人们,现在变得鸦雀无声,深受感动。他们屏息倾听,早就忘却了伸手去取啤酒瓶,似乎把讲演者的每一个字都喝了进去。”“邻座的一个年轻姑娘,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希特勒,好像沉浸在爱的喜悦中。她已忘却了自己,完全被希特勒对未来德国之伟大的信仰迷住了。”演讲达到高潮时,他已成了“语言的有机体”。猛然间,演讲结束了。听众敲打桌凳,疯狂地欢呼。希特勒已精气力尽,在汉夫施坦格尔看来“就像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在结束一场筋气力尽的音乐会时”的景况一样。他的头发和脸都浸透了汗水,连上过浆的衣领也软下来了(“在作完一次重要的讲演后,我总是全身湿透,体重减轻四至六磅”)。
  汉夫施坦格尔乘兴走到主席台边,在那里,希特勒面带自信的笑容,一点儿也不傲慢地接受着群众的恭维。“杜鲁门·史密斯上尉要求我转达他对你的最良好的祝愿”,汉夫施坦格尔说。史密斯这个名字激起了希特勒的兴趣,忙问汉夫施坦格尔对他之演讲有何感想。”哎,我同意你的意见”,他小心地回答着,以免伤了希特勒的感情。“你讲的有95%我赞同,其余5%嘛,我们以后再谈。”他所反对的,自然是希特勒之反犹主义。
  “对此小小的5%,我相信我们是不会吵架的”,希特勒温和地说。他边说边用一块满是褶皱的手巾在揩脸上的汗水,显得既谦虚又友好。他清了清嗓子,咳嗽了几声,然后伸出手来。他的手“又硬又粗”,握起来“像前线战士的手一样”。
  当晚,汉夫施坦格尔辗转不眠。“当晚的印象老留在我心间。所有保守的政客和演讲家都不能与普通听众的心灵沟通。这是他们惨败之处。但是,希特勒这个自我成材者,却成功地将非共产主义的要领交给了人们,而这些人的支持恰恰是我们所需要的。”汉夫施坦格尔下决心辅佐他。
  在柏林,史密斯上尉向上司呈交了一份慕尼黑之行的报告。12月5日,使馆的领事罗宾斯便向副国务卿呈交了一份私人报告。该报告称:“对巴伐利亚之组织的总的态度,本人的结论是,早晚定会出现严重的分裂。在战时为德国作战的奥地利青年下士,现在在领导一场法西斯运动即所谓‘褐衣党’的希特勒,现正沿墨索里尼所走的道路缓慢地、高效能地前进。曾前往该地的我们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他是个非凡的演说家,其道德水准虽不是最高,却是一个伟大的领袖人物。一如墨索里尼之所为,他获得了企业界的巨额资助,但其进展缓慢。他对曾前往该处之我武官助理杜鲁门·史密斯说过,他不拟在下月,甚至在两个月内,发动大规模的运动,他正在募集资金和装备,一切均进展顺利。”
  在当时正忙于其他更紧迫事务的国务院里,这份报告并未引起什么震动,而被束之高阁。但是,在德国,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人数的增加及冲锋队之增长,却引起了越来越严重的关切。12月中旬,巴伐利亚州内务部提交了一份令人不安的报告。该报告声称,希特勒所领导的运动,“毫无疑问将危及政府,不仅危及现政权形式,而且危及任何政治制度,因为其对犹太人、社会民主党人以及银行资本家之罪恶看法一旦得逞,就会出现大流血事件和混乱。”
  几乎与此同时,帝国新任总理大臣威廉·古诺也收到了一份紧急报告。这份报告,很奇怪,竟出自保加利亚驻慕尼黑领事之手,它系保加利亚领事与希特勒进行的坦率的谈话。希特勒说,德国的议会政府即将崩溃,原因是议会领袖得不到群众的支持。右派或左派的专政是不可避免的。虽然北德的大城市大都受左派控制,但他的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每星期都有几千人入党,肯定会在巴伐利亚得取胜利。还有,在慕尼黑的秘密警察中,75%的人是工人党党员,在该市的普通警察中,百分比更高。希特勒预言,布尔什维克将在北德获得控制权。为拯救民族,巴伐利亚必须组织反革命,为此,他们需要一位铁腕独裁者,即“在必要时,随时准备踏着满是鲜血和尸体的田野前进”的人物。
  这是对未来事件所作的令人丧胆的预测,特别是它预言,希特勒粉碎布尔什维克主义和反对法国占领鲁尔的计划,将获得巴伐利亚大部分爱国的民族主义者的欢呼。他们曾忍受”赤色统治”时期的可怕的岁月,并随时准备采取无情的行动,反对任何敢于宣扬“左派教条”的人们。

  以通货膨胀为伪装面目出现的命运的另一方面,似乎也有利于希特勒及其向柏林进军。到10月初,战前的一马克已值现时的6014300马克。一个鸡蛋的价格约值1913年的3000万个。许多城市和工商企业都自行印制“紧急货币”以应付支出。帝国银行无法拒绝接受这种紧急货币,或以与他们的货币等值处之。政府印刷自己的货币成了大笑话:去年12月印的平面额为1000马克的纸币,现在给打上了红印:10亿马克(EinMilliarde);巴伐利亚州银行几个星期前发行的平面额5亿马克的钞票,现被盖上了200亿马克。这200亿马克,假定当时能兑换800美元,但是,待这张带天文学数字的、不怎么漂亮的钞票的持有者来到兑换处时,它只值一个零头了——假定有人愿将硬通货兑换给他的话。人们疯狂了。他们不敢持有钞票一小时。要是错过一辆去银行的电车,一个人的月薪便可能减至原值的四分之一或更少。在巴登,一个年轻跑堂对美国记者埃纳斯特·海明威说,他省下了足够购买一座旅馆的钱。现在呢,却连四瓶香槟酒都买不了。“德国将货币贬值,为的是要欺骗盟国”,跑堂说,“不过,我能从中得到什么呢?”
  通货膨胀的重担自然而然地落到了不能用钞票支付的人们身上——工人和老年人。工人们已处于饥饿的边缘,而老人们则在一夜之间成了穷光蛋。靠养老金过活的人们,以及靠债券或人寿保险之利息维持生计的人们,已成了赤贫。用黄金保值的马克购买的股票现在却用钞票支付,而钞票一过手便又马上贬值。在美国,只有在国内战争后曾遭过类似厄运的南方人的家庭,才明白这是什么滋味。
  唯一感到高兴的,大概只有债务缠身的人们,因为他们可用毫无价值的废纸去偿还债务。但是,最大的受益者还是交易所的大亨、投机倒把者、以及能把握时机的外国人——他们用低得可笑的价格购买珠宝首饰和产业。只要花上几百美元,大型产业和大厦便成了这些贪婪的家伙的财产。传家宝换来的也只够一家人维持数星期的生活。有些事情是无法令人相信的:有个妇女,将一篮子钞票遗忘在街上。片刻后她回来时发现,钞票被倒入污水沟,篮子却被人偷走了;一个每星期工资达20亿马克的工人,只能买马铃薯给家人度日。基本食物的供应中断后,向来守法的德国人到田里掠抢马铃薯的事件比比皆是。(*这时期最尖锐的电影并不是由德国人拍摄的,而是由D·W·格里菲斯摄制。这部电影其名叫《生活难道不美好?》由尼尔·汉密尔顿和卡洛尔·德姆斯特扮演未来就靠一小块土豆地的德国夫妇。高潮是这样的:这对夫妇偷偷地于深夜将土豆收起,将自己像马似的套在车上,驱车穿过森林时,路遇一群土匪,土豆被洗劫一空。当时最好的德国电影是《没有欢乐的街道》,由首先担任主要角色的格丽泰·嘉宝扮演维也纳一资产阶级家庭的女儿。由于股票市场操纵者兴风作浪,这家人被搞得穷困不堪,只好忍饥挨饿。电影中有人们在肉铺前整夜排队买肉的真实镜头。影片是以疯狂的人们进攻靠苦难发财的屠夫结束的。)
  自1月以来,希特勒吸收了约3.5万名新党员。到10月中旬,希特勒更加相信,人民已作好了进行另一次革命的准备。“当我的狂想和对整个德国人民的热爱要我这样做的时候”,希特勒对纽伦堡的听众说,“我只能采取行动。”讲演时,他从未这样动过感情。”你真无法想象,这人开始演讲时,听众有多安静。”那年10月,一个炽热的追随者在她的家书中写道。全体听众好像不能呼吸似的。“有时候,我几乎觉得,为了取得男女老幼的无条件的信任,希特勒使用了符咒。”另一个入迷的听众离希特勒之近,几乎使他看清了他如何唾沫横飞。“对我们说来,此人是个旋风式的苦行僧。但他知道如何燃起人们胸中的火焰。他不是用辩论的方法,因为这种方法在煽起仇恨的演讲中是不灵的,而是用狂热地高声喊叫的方法,但主要的还是震耳欲聋的重复和在一定程度上富有感染力的节奏。这他学会了。这种方法能强有力地鼓动人心,且具有原始的和野蛮的效果。”
  在巴伐利亚,这种煽动性演讲所带来的压力,使冯·卡尔无法执行其公务,尽管他有独裁的权力。虽然上司要他遏制希特勒的暴力,但巴伐利亚的许多领导人都向他施加压力,要他温和地对待希特勒。巴伐利亚的和平原是民族主义的和保守的,对希特勒之粗暴行径和激愤言论,虽然许多人表示遗憾,但他们也与他一样,梦想德国强大和恢复青春。“一些原是受人尊敬的感情,却误将人们引上纳粹的岐途”,巴伐利亚民主党一个自由派党员说,“这些人原也想真诚地为国为民服务。”出于这个原因,巴伐利亚警方人士虽然满腔怒火,却未怎么干预希特勒的暴力。巴伐利亚的陆军司令奥托·冯·洛索夫将军,在柏林来令要制裁希特勒并封闭其报纸时,抗拒了这一要求。由于洛索夫继续违令,遂被解职,但这一行动激怒了巴伐利亚政府,他反而被政府任命就任巴伐利亚州国防军司令。
  次日,全巴伐利亚驻军集体违令,几乎等于叛乱。他们向巴伐利亚政府宣誓与魏玛共和国脱离关系,“待巴伐利亚与帝国的关系重新得到调整时,本人才恢复服从上级军官的原则”。这是合法的、正式的没有暴力的反叛——尽管如此,它仍是不折不扣的反叛。“不会发生国内战争的”,巴伐利亚一内阁成员私下对罗伯特·墨菲说,“只不过是国家这条航船太偏向左边罢了。纠正这种情形,过去是,现在仍是巴伐利亚的责任。”
  冯·卡尔委员本人也发表文章攻击联邦政府。在《慕尼黑日报》上,他为巴伐利亚之违令开脱,并号召推翻古斯塔夫·斯特莱斯曼总理的新政府。斯特莱斯曼靠自己的力量成功,笃信自由和政治权利。斯特莱斯曼自身也是民族主义者。他攻击说,在普鲁士,有3.2万名马克思主义者占据了各种官职,“因此,国内的政治纯粹是马克思主义的,就是说,他们是与事物发展的自然规律背道而驰的。他们的目标是强迫、鼓动、煽动和街头打架。外交政策正变成国际化,而那些控制外交大权的人们却处心积虑,不让德国再次强盛。”这些思想和言论,与希特勒的,可说如出一辙。
  数天后,冯·洛索夫将军——尽管被魏玛共和国解职,此时仍指挥其部队——据报道,作了一次讲演,宣称只有三种可能性:一切如常,“依旧老牛拉破车”;巴伐利亚与帝国脱离;向柏林进军,宣布对全国实行专政。希特勒全力支持最后一个建议。把巴代利亚从联邦政府中游离出来,这是不合希特勒的口味的,因为一旦独立,巴伐利亚又可能建立以皇太子卢伯莱希特为国王的君主政体。(*为了说明希特勒内层之不和谐,罗姆上尉曾两度试图与卢伯莱希特皇太子合作。第一次,他跪在卢伯莱希特跟前,合掌哀求他与希特勒合作;他被“不怎么友好地”斥退。第二次,罗姆建议,由希特勒、鲁登道夫和皇太子共同统治巴伐利亚,以此州为基地,由各爱国组织共同起义,武装入侵北德,将之并吞。“我对他说,这是胡说八道”,卢伯莱希特的政治顾问回忆道。”)然而,如果马伐利亚不宣布独立,他是否能迫使冯·卡尔委员和冯·洛索夫将军加入他的阵线向柏林进军?罗森堡和施勃纳·里希特对此作了回答。他们的计划是,在11月4日庆祝“德国纪念日”那天,绑架卢伯莱希特皇太子和卡尔。用数百名冲锋队员去封锁弗尔德赫仑大厅附近的通道,因为所有要员都集合在大厅里。之后,希特勒便要客气地对他的阶下囚说,为了阻止赤色分子夺权,阻止巴代利亚脱离帝国,他已将政权夺取。按罗森堡的说法,这次起义将“费时很短,且不痛苦”,因此卡尔与卢伯莱希特只好被迫合作。
  汉夫施坦格尔认为,这是“妄想”。他争辩说,对皇太子的任何攻击,肯定会迫使陆军出来报复。在强调这一行动如何不通、如何缺乏头脑的同时,汉夫施坦格尔转而对罗森堡进行人身攻击。他说,如果希特勒老对这些波罗的海之出谋划策者耳软,党就将灭亡。希特勒同意将绑架一计否决,但又不立即对罗森堡一事作出承诺。(*希特勒对其同盟者说话常常不一。就像他对汉夫施坦格尔说的那样,他可能是随口将绑架计划放弃的。然而,罗森堡却依旧相信,起义在继续进行。直到“德国纪念日”那天,罗森堡发现那条通道上有大批军警,他才通知希特勒说,政变只好放弃。赫仑纳·汉夫施坦格尔一直注意到,希特勒有个习惯,就是将他的顾问们蒙在鼓中,且常使他们不知。“他从不同时将某个计划、某次出访或交了什么新人告诉一或两个以上的追随者。这常常产生不快,因为不同的党员突然发现,他们并不全都知情。这是他个人要全盘控制计划的策略。”)“我们得首先考虑向柏林进军”,汉夫施坦格尔记得希特勒曾说过,“待我们处理了当务之急后我再给罗森堡换个工作。”

(3)

(3)

  1923年初,英法两国在“赔款委员会”内发生争吵,英国代表团退出了该委员会。这便给了法国用武力解决赔款问题以可乘之机。1月11日,法军与比利时军以德国未履行义务为借口开进了鲁尔区。这一行动不但激起了全德的民族主义精神,而且也加速了马克的贬值。不到两星期,马克对美元的比价便从6750∶1跌至50000∶1(1918年“停战协定日”之比值为7.45∶1)。为一次柏林之行,魏玛政府支付给“保证委员会”的火车票款就“需用数个大字纸篓装满面额为20马克的纸币,由7个办公室人员抬着,从办公室一直抬到火车站”。现在呢,它需要49人才能抬动。
  鲁尔区被侵占,通货膨胀,以及失业的增加,不单拓宽了民族主义的基础,而且也为希特勒带来了更多的追随者。希特勒不屑于与包括“社会主义多数派”在内的其他党派合作,独自组织抗议集会,还宣布要在1月27日,即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第一个生日,举行7个公众集会。
  虽然巴伐利亚的警局局长早已通知他这些集会将会遭禁,但希特勒全然不惧。他高喊说,如果警方想开枪,那就请便,反正他就坐在第一排。他果然未食其言。到了那一天,他坐上车子,匆匆从这一会场赶赴另一会场。“无论是在战时还是在革命时期,我都未经历过如此激愤之群情”。曾在罗文布劳酒店参加集会的历史学家卡尔·亚历山大·冯,米勒回忆道:当希特勒大步走进过道时,全场起立,高喊“万岁!”“他走过时,我离他很近。我看得出,此时的他,与我在私宅内见到的,完全不同。他苍白的脸上显出了内心的狂热。他的双眼横扫左右,似乎在寻找要征服的敌人。是不是群众给了他这一奇怪的力量呢?这力量是否从他身上流进群众?我连忙写道:‘带有残酷意志的狂热而歇斯底里的浪漫主义’。”
  次日,他们再次置警方之禁令于不顾。6000名冲锋队员,打着旗帜,来到马斯弗尔德。他们站在雪中,全身冻得发抖。有些人头戴清一色的滑雪帽,身穿棕色茄克,打着绑腿,其他人则穿商人服。他们打的旗帜各式各样,卍字也有大有小。这群人衣着虽然五花八门,但立正口令一下,他们一个个笔直地站着,好像他们是德皇的精锐师团似的。警察虽然作好了捣乱的准备,却没有出现混乱情形。事实上,这两天的集会并不令人怵目。没有暴力事件,也未出现公开的骚乱,但其反响却是重大的。希特勒对警方的蔑视,使许多持中立的领袖倒向他的一边,并驱使慕尼黑大学的学生们沿着更加激进的道路走下去。更重要的是降低了巴伐利亚政府的威信。在与当局的首次严重对垒中,得胜的是希特勒。
  “他是个非凡人物”,几天后参加了希特勒的集会的美国记者卢德威尔·丹尼报道说,“他的演讲简短而强烈。他不停地攥紧拳头,攥了又放,放了又攥。在与我单独在一起的简短的时间里,他似乎很不正常;奇异的双眼,神经质的双手,奇怪地摆动着的头。”他的私生活当然是不正常的。他依旧住在荻埃尔大街那幢昏暗的楼房里,房子虽然大了些,也不像先前那间那样冷,但家具却与先前一样少。这间房子最宽不过10英尺。高出床头,还有室内唯一的又小又窄的窗户。地板上铺的是价钱便宜的旧油毡。在床对面的墙上有简易的书架。墙上挂满了画幅和插图。书柜的上方堆满了各种各样的书籍,有描写世界大战的,有德国历史,有一本带插图的百科全书,一本克劳塞维茨写的,一本弗里德里克大帝的传略,一本豪斯顿·司徒·张伯伦所著的《瓦格纳传》,一本斯文·赫丁的《回忆录》,若干本神话英雄故事,一本约克·冯·华尔登堡的《世界史》,一本名叫《地貌图》之类的书。据汉夫施坦格尔说,书柜下方放的全是小说,其中有埃杜阿德·伏希斯(系一犹太人)所著的半色情书籍,还有一本《色情艺术史》。
  希特勒的房东赖彻特太太发现,他的房客阴沉得异乎寻常。“有时候,他一连几星期脸色阴森,不跟我们说一句话。他连看也不看我们一眼,好像我们压根儿就不存在似的。”他虽然按时或提前交付房租,却“是不折不扣的波希米亚式的人物”。因为他很好,她谅解了他,还让他使用过道——那里有一架大钢琴。他的生活异常简朴,常与一条名叫“乌尔夫”(狼)的巨犬形影不离。自战时与“小狐狸”建立那种亲密关系以来,他就需要在狗身上找到的那种忠诚,而他对它们的了解也是独一无二的。“有些狗很愚蠢,有些则聪明得令人痛苦。”住在这样阴暗的小屋里,他肯定会想到他母亲及其惨死——大概就在那年,他写了一首题为《想想吧!》的诗。若剥去企业余品味,这首诗还是蛮有内容的:

  到此时,在总理冯·尼林监管下的巴伐利亚政府已由三个“冯”政治巨头治理:卡尔、洛索夫和汉斯·里特·冯·赛塞尔上校。赛塞尔是巴伐利亚州警察局长,他周围聚集了一批干练而年轻的参谋。这些人年轻,不用担心自己的职位。从古罗马看守人意义上说,这三位政治巨头倒像个专制政府。
  虽然三人代表了各式各样的超保守主义人物和右派激进人物,但他们却一致认为,希特勒的革命策略并不是为了大众的利益,需加以适当引导或绳之以法。10月30日,分裂爆发。那天,希特勒在济尔卡斯·克罗纳向狂热的听众明确宣布,他准备向柏林进军。“就我而言,只有在柏林宫上空气扬着黑白红三色的卍字旗帜时,德国问题才算解决!”他喊道,“我们全都觉得,这个时刻已经到来。像战场上的军人一样,我们决不会推卸作为德国人的责任。我们将听从命令,以整齐的步伐,向前迈进!”
  为了在三位政治巨头中制造分裂,希特勒要求会见冯·赛塞尔上校。11月1日,他们在一个兽医家里见了面。这个兽医是个名叫“奥伯兰联盟”的仿军事的民族主义组织的领导人。希特勒试图让赛塞尔相信,卡尔不外乎是巴伐利亚政府的走卒而已。他接着建议,如同他在一周前建议过的那样,赛塞尔和洛索夫与他自己和鲁登道夫联合起来。但是,赛塞尔再次宣布,他不愿与世界大战的崇拜者发生任何关系,陆军的高级军官也不会这样做的。希特勒承认,将军们固然反对鲁登道夫,但少校军阶以下的军官都会不顾上司的眼色而支持他的。采取行动,“现在正是时机”,希特勒警告说,“我们的人民承受着巨大的经济压力,我们必须采取行动,否则,他们就会倒向共产党人一边。”
  虽然赛塞尔与卡尔二人都认为纳粹不外乎是“废物一堆”,但二人都采取了行动。11月6日,三位政治巨头与各民族主义组织的代表开会磋商。卡尔说,最紧迫的任务是建立一个新的全国政府。他们一致同意推翻魏玛政府,但必须大家同心协力将之推翻,不能像某些组织那样,自行其是。他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大家心里明白他指的是希特勒。卡尔说,用正常的办法是否能把斯特莱斯曼赶下台,这还是值得怀疑的。“必须准备一种特殊的方法。准备工作已经做了。不过,如果采取一种特殊的方法,大家就得合作。大家必须按照考虑周到、准备充分的计划去执行,且需同心协力。”
  接着发言的是洛索夫。他支持卡尔及聘用武力镇压任何起义的决心。“如果有可能成功,本人准备支持右派专政”,这位将军说。若成功的希望有51%,他就参加。“不过,如果只从骚扰变成起义,不到五六天便会以失败而告终,那我就不合作。”结论是,他与冯·赛塞尔上校将着重要求“战斗同盟”合作——或干点别的。
  当晚,希特勒在施勃纳·里希特家里会见了他的几个顾问,以便草拟自己的行动计划。大家一致同意于下星期天,11月11日,举行全国起义。选择这天作为起事日是有两个原因的:历史的与现实的。那天是德国投降5周年;又是个假日,各办公室全部关门,军警也少,市内交通相对而言不太繁忙,冲锋队可不受阻碍地前进。
  次日上午,密谋者们再次会面,参加会面的有“战斗同盟”年迈的领袖。鲁登道夫或许也出席了会见,但后来他矢口否认。肯定地说,希特勒、戈林和施勃纳·里希特是在场的。他们为起义作了最后的安排:占领巴伐利亚各主要城市的火车站、邮电局、电话局、广播电台及公共设施、市政厅和警署;逮捕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领导人、工会头目和商店管事。在慕尼黑,希特勒占优势:4000名武装起义人员对2600名军警。
  当晚早些时候,希特勒召开第二次会议。参加者还有两人:前警察署署长波纳及希特勒前助手威廉·弗里克——他仍在警察局,暗中保护希特勒及其追随者。密谋者们讨论了一项新的事态的发展,这要求必须急剧地改变原计划。原来,卡尔委员突然宣布于次日晚在贝格勃劳酒馆举行群众“爱国示威”大会。其目的表面上是要阐明其政权的主要目标。但很有可能的是,他企图未雨稠缪,阻止国社党人在政府要员中,军方将领中,以及德高望重的公民中搞联合行动。希特勒被邀请参加这一大会,但很明显,这一邀请可能是个陷阱。也许,三政治巨头准备宣布巴伐利亚脱离柏林,恢复维特尔斯巴赫王朝。
  希特勒争辩说,这是天赐良机。三政治巨头,冯·尼林总理,以及其他政府要员都将同集于一主席团。为什么不能将他们引入一室,说服他们就范,参与政变,或者若他们冥顽不灵,将他们监禁?毫无疑问,希特勒谈论的是效果。他心里非常明白,倘若没有三政治巨头的全力支持,他是不能成功地进行起义的。他并无意夺取巴伐利亚政权,只是企图以猛烈的行动去唤起巴伐利亚人,以便卓有成效地与柏林抗衡。实际上,他并没有长篇纲领,只想碰运气,听天由命。
  他的同谋者却不愿听天由命。这样,争论持续了几个小时。希特勒岿然不动。这样,11月8日凌晨3时,大家勉强接受了希特勒的建议:是晚在贝格勃劳酒馆举行起义。当客人们走进寒冷的晨风中后,施勃纳立刻交给仆人一大叠写给重要的出版商的信件——办公室一开门就交给他们。
  次日,天气寒冷透骨,又兼刮风。那年,巴伐利亚冷得早,在市南山区已飘起了雪花。在希特勒生活中最重要的一天,他却头痛起来,牙也痛得钻心。他的同事曾劝他去医院看牙,但他回答说,他“没有时间,一切全盘改观的革命在即”。他必须听天由命。汉夫施坦格尔问他,如果他的病加重,他们的事业会怎样?希特勒回答说:“如果真是这样,或者我病死了,这只说明,我的星辰已终其天年,我的任务也已完成。”
  时近中午,给冲锋队的命令发布了——或用电话,或用书信,或派人前往,叫冲锋队员人人作好行动准备。没有详情,也没有解释。另外,就连希特勒的众多亲信对计划已作改变一事仍蒙在鼓里。中午时,罗森堡(身穿紫色衬衣,打一条红领带)正在他的粉刷一新的小办公室里与汉夫施坦格尔讨论当天的《人民观察家报》。该报头版刊登了率普鲁士大军倒向俄国一边与拿破仑在托洛根对垒的将军的照片。照片说明称:“在紧急时刻,吾人是否能找到另一位约克将军?”两人虽互相鄙视,却在一起讨论这幅照片可能产生的后果。此时,他们听见有人在外边跺脚,并用沙哑的声音问:“戈林上尉在哪里?”门被推开了。希特勒身穿军大衣,扎着皮带,手中拿着鞭子出现在门口。他冲了进来,“激动得脸色铁青”。
  “你们发誓不将此事向任何人提起”,希特勒紧迫地说,“时间到了。我们今晚行动!”他请这两个人当他的私人陪同,要他们带上手枪,于7时在啤酒馆外会面。汉夫施坦格尔匆匆返家,叫妻子将儿子埃贡带至刚在乡间兴建的别墅。之后,他通知许多外国记者,包括尼卡博卡在内,说“无论如何”都不能错过当晚的大会。
  下午,希特勒已控制住了自己的兴奋,坐在赫克咖啡馆,与他的老友摄影师海因里希·霍夫曼闲聊,好像这不过又是平凡的一天罢了。突然,他建议去看看身患黄胆病的埃塞。当霍夫曼在外边等待时,希特勒向埃塞透露,他当晚要宣布进行全国革命。他需要帮助。晚9时整,埃塞要打着一面旗帜,冲上罗文布劳酒馆的讲台——那里将举行民族主义会议——宣布国社党要进行全国革命。
  希特勒出来后,对霍夫曼说,埃塞已感觉好多了。于是,两人便漫无目的地在施林大街散步。片刻后,戈林走上前来。希特勒将他拉到一边,两人谈了一阵。回来后,他说,他牙痛得很厉害,必须马上走。此时,霍夫曼如坠五里雾中。他问,那晚希特勒究竟要搞什么名堂?他鬼鬼祟祟地回答道,他“很忙很忙,是忙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说完,他便返回国社党总部去了。
  此时,冲锋队员们正在脱去工作服,穿上冲锋队的制服——腰间和袖口装有松紧带的灰皮茄克,卍字袖章,灰色的滑雪帽,以及挂手枪的皮带。他们即将奔赴集合地点。二连的卡尔·凯斯勒需按指示前往阿兹伯格酒馆报到;鞋匠约瑟夫·里希特则被派往霍夫布劳。“奥贝兰联盟”的成员也在出动。他们戴的不是卍字袖章,而是薄雪罩,头上还戴着钢盔。关键的部队,即元首的百人卫队,则在托布劳集合。他们的领队,一个好抽烟叶的头头,正在大声训话:“谁不是全心全意的,现在就走。”他说,不管当晚在贝格勃劳酒馆会发生什么情况,他们的任务是首当其冲。“我们要将政府赶下台!”
  天黑后,一辆小汽车在施勃纳·里希特的门前停了下来。从车内出来的是鲁登道夫。他与施勃纳·里希特交谈了几分钟便走了。片刻后,里希特与他的仆人也飞车而去。“汉斯尔,”施勃纳·里希特说,“今天进展若不顺利,明天我们全会进监狱。”他们在党的总部见到了希特勒和党的其他领导人。经过一阵磋商,一群人便坐上两辆小车,前往贝格勃劳酒馆。那时是晚8时左右。那间啤酒馆坐落在伊撒河彼岸,离慕尼黑市中心约半英里。这是个零乱不堪的大楼,左右两边各有一座花园,里边有众多的餐厅和酒巴间。主厅是市内除“济卡斯”、“克罗纳”以外最大的,里边放置着许多结实的木圆台,可容3000人就座。官员们知道可能会有麻烦,早从市内调来125名警察,以控制人群。此外,在听众中还安插了一队骑兵和不少军官。一旦发生紧急情况,四分之一英里外的兵营里还有一连身穿绿色制服的州警在那里待命。
  待希特勒的车队过得伊撒河来,大厅的大门已经关闭,除要员外,谁也不准进去。因为全部座位被占,汉夫施坦格尔竟无法将一小批外国记者带进场去。8时零几分,希特勒的红色轿车“麦塞蒂斯”以及跟在后边的施勃纳·里希特的车驶抵了啤酒馆。人群在团团打转,这使希特勒颇为担心。他的卡车队能从这人群中通过吗?两辆小车缓缓驶近前门。此门由一群警察把守。为使马上就到的部队通过,希特勒忙劝说警察离去。之后,他便率众人走进啤酒馆的大门——赫斯在把门。由于发生争端,希特勒一进,门便被关闭,把领着一名美国女记者的汉夫施坦格尔关在门外。他警告警察说,如果把外国记者关在门外,那就会出乱子。但,实际上给开道的是叼着美国香烟——德国之罕物——的美国记者。在客厅旁,希特勒站在一根大柱附近,注视着讲台附近的密集的人群。台上,卡尔正在讲话,声音单调。他遣责马克思主义,号召为德国的复兴而奋斗。他的神态像个老学究,似乎不是在演讲,而是在讲课。听众客气地听着,不时以啤酒解乏。
  汉夫施坦格尔暗想,希特勒也得喝啤酒才更能与环境吻合。于是,他便花了30亿马克在服务台买了三瓶啤酒。希特勒不耐烦地等待他的褐衣卫队,不时呷上一口气酒。满载其他冲锋队员的卡车业已在外边等待,作好了一切准备,只待八时半后动手。头戴钢盔的卫队终于抵达了——这是行动的信号。卡车空了;武装纳粹将大楼团团围住。数量上处于劣势的警察,见此情景,一个个被弄得目瞪口呆。由于对政治战毫无准备,他们一筹莫展。
  戈林率领的卫队,带着连发手枪,涌进大楼。希特勒的保镖乌布里希·格拉夫正在衣帽间里等待卫队前来。此时,他走近希特勒身旁。希特勒已脱去身上的军大衣,只穿着巴伐利亚式的长尾黑晨衣。格拉夫在希特勒耳旁嘀咕了几句。据一旁观者说,就像顾客求大班给找张好桌子一样。20多名警察堵住了去路。卫队队长喝道:“别挡道——到那边去!”警察乖乖地向后转,像美国的警察老兄那样,迈着整齐的步伐,从前门出去了。
  希特勒把手中的啤酒撂在一边,拔出他的勃朗宁手枪。在冲锋队的“希特勒万岁”的喊声中,希特勒率领曾当过屠夫的格拉夫,施勃纳·里希特(他在烟雾弥漫的室内斜着近视眼),他的忠实的奴仆、哈佛大学毕业生汉夫施坦格尔,前警察局奸细、现当上了商业经理的梅克斯·阿曼,以及地理政治系学生、积极的理想主义者鲁道夫·赫斯,走进大厅。这群衣着混杂的好汉,挥舞着手中的武器,从人群中推开一条路,径直朝讲台走去。此时,褐衣党徒已封锁了太平门,另一群党徒已架好了机枪,准备扫射听众。在混乱中许多桌子被打翻。一内阁成员钻到桌子底下藏身。有些内阁成员被吓得目瞪口呆,连忙朝太平门涌去,但被警告回去。反抗的,遭到鞭打或挨了踢。
  希特勒一伙被挡住了去路。在混乱中,他爬上一张椅子,一边挥舞手枪,一边喊道:“安静!”但秩序仍然大乱。他朝天花板打了一梭子弹。人们吓得不敢作声。希特勒说:“国社党革命爆发了!大厅已被包围!谁都不准离开大厅”。在他苍白的脸上,汗如雨下。在某些人看来,他已疯了或喝醉了酒;另外一些人却觉得好笑——这个挥舞手枪的革命者穿的是这样不合身的晨衣。虽然看来可笑,但希特勒却异常严肃。他命令三政治巨头跟他到一邻屋去,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三人却一动不动。当希特勒越过一张桌子朝讲台前去时,卡尔倒退了一步。赛塞尔的副官,一位少校,走上前来。他一手插进口袋,似乎要掏手枪。希特勒将手枪对准他的脑门,说:“把手拿出来!”
  希特勒向三政治巨头和听众保证,所有事情均可在10分钟内解决。这时,三政治巨头,外加两名副官,跟着希特勒进屋。“装装样子”,洛索夫小声对同僚说。一到室内,希特勒更加激动了。“请原谅我们这种做法”,他说,“但本人没有别的法子。”赛塞尔指责他食言,因他曾保证不搞起义。希特勒向他表示歉意,说:这是为了德国的利益。他告诉他们,前警察局长波纳将出任巴伐利亚总理;以右派激进组织“战斗同盟”为基础的新国民军将由鲁登道夫指挥,而鲁登道夫将率军向柏林挺进。希特勒保证,在起义军取得政权后,三政治巨头将会行使更大的权力:卡尔将为巴伐利亚摄政;洛索夫为帝国陆军部长;赛塞尔为帝国警察部长。
  三人不答应,希特勒便拔出手枪(后来他作证说,这全是开玩笑)。“里边有五梭子弹”,他粗声粗气地说,“四梭给卖国贼吃,一梭供我自己吃——假如我失败的话。”他把手枪递给格拉夫——他已有一枝机关手枪。在这种情况下,生死已毫无意义,卡尔冷冷地回答说。使他感兴趣的倒是鲁登道夫将军在此事中所扮演的角色。希特勒无计可施。他急忙喝了几口气酒,连声向卡尔道歉,然后便大步流星走出房子。外边,听众已秩序大乱,眼看无法控制。有人喊了一声:“演戏!”
  另一人喊道,这是墨西哥式的革命。大厅里响起了刺耳的口哨声和讥笑声,直到戈林仿效其主子的做法,朝天花板放了一枪,大厅才安静下来。他呼喊道,他们的这次行动的矛头并不是对准卡尔、帝国国防军或警方。辩解失败后,他搬出了幽默:“你们不是有啤酒吗?”他喊道,“还愁什么?”
  大厅里的混乱并未使希特勒泄气。尽管人们在高声怪叫和怒骂,希特勒推开人群,朝讲台走去。厅内仍嘈杂不堪。他怒气冲冲地喊道:“如果再不静下来,我就命令阁楼上的机枪开火!”突然间,他已不再是被人们取笑的对象。“紧接着”,保守的历史学家冯·米勒教授回忆说,“希特勒发表了一起杰出的演讲,这篇演讲令任何一位演员妒忌。他平静地开讲,没有一点儿怨天尤人。”他的讲演似乎胜利在即似的。他向听众保证,他充分信任卡尔,将让他出任巴伐利亚的摄政王。他也保证,军队将交由鲁登道夫指挥;洛索夫出任陆军部长;赛塞尔出任警察部长。“德国临时国民政府的任务是要领导向罪恶的巴别——柏林——进军,拯救德国人民!”(*巴别,《圣经·创世纪》中的城名。——译注)
  汉夫施坦格尔回忆说,从讲第一句话开始,这个穿着可笑的小人物,这个活像陈列在巴伐利亚乡间照相馆满是灰尘的橱窗里的“省城新郎”的希特勒,便成了一个超人。“这活像是斯特拉迪瓦利小提琴放在盒中,它不过是几块木板,几根肠线;若让名师演奏,它便产生美妙的乐声。”在他整整一生中,冯·米勒教授再也回想不起来,“在几分钟,甚至是几秒钟内,群众态度的转变有如此神速”的情形了。肯定地说,“许多人还未完全转变过来,但大多数人的感觉确全盘改观。希特勒只用几句话便把他们完全翻转过来,就像人们将手套翻转过来一样。几乎有点像念咒,又像变魔术。接着便是满堂喝彩,反对之声再也听不见了。”
  “卡尔、洛索夫和赛塞尔在外边”,希特勒真诚地说,“他们正在努力作出抉择。我能不能对他们说,你们支持他们?”
  “可以!可以!”群众吼叫着。
  “在一个自由的德国里”,希特勒满腔热情地说,“是容得下自治的巴伐利亚的!我可以这样对你们说:不是今晚开始德国革命,就是明天拂晓时我们全部死亡!”由于赢得了群众,希特勒便返身回房,叫起了三政治巨头。
  能将问题解决的人,坐着希特勒的“麦塞蒂斯”,正朝贝格勃劳酒馆奔来。此人便是鲁登道夫将军。他与他的继子(是个炽烈的起义者),还有施勃纳·里希特,正坐在后座上。虽然大雾弥漫,他的车子仍以惊人的速度,从内城开出,驶过了大桥。鲁登道夫将军在啤酒馆门口一出现,人们便高喊“万岁!”鲁登道夫发现事情竟做得如此过火,惊愕得“目瞪口呆,极不高兴”。希特勒连忙从客厅出来与他握手。他们简单地交谈了几句话后,鲁登道夫皱着眉头,答应去说服三政治巨头。他们消失在侧屋里。
  希特勒的单方面行动虽然令他愤怒,鲁登道夫还是在他的两个同僚身上使用了他的地位和人格的力量。“好啦,先生们”,他对他们说,“与我们一起干吧。把手伸出来。”首先响应的是将军。洛索夫伸出手来,说:“好。”接着,上校也把手伸给了鲁登道夫。文官卡尔是最后一个屈服的。但一等大家回到讲台上时,第一个讲话的就是他。他笔挺地站着,脸部毫无表情。他宣布,他将以摄政王的身份为巴伐利亚王朝效劳。据一在场的警察说,打断这一清醒的讲话的掌声是“狂热的”。
  希特勒见听众如此热烈,心中大喜。他充满感情地说:“5年前,我是陆军医院的一名失明病人。我曾向自己发誓:11月罪人不推翻,不在今天支离破碎的德国的废墟上重新建立一个强大的、既自由又富丽堂皇的德国,我就决不罢休。看来,我正在实现这个誓言。”
  接着,脸色苍白而阴沉的鲁登道夫认真地发表了简短的讲话。米勒教授所得的印象是,鲁登道夫明白,“这是个有关生死或许是死多于生的问题”的人。完全控制了局势后,希特勒便在一阵阵欢呼声中与众人一一握手告别。由于激动,加上啤酒在作怪,听众禁不住高兴起来。早些时候的讥笑甚至愤怒已被忘得一干二净。听众全场起立,高唱《德意志高于一切》。许多人泪流满面;有些人甚至感情大动,无法唱歌。但是,站在一名州警察旁边的人转过身去说:“唯一缺少的是一名神经病医生!”

  当你母亲已老迈年高,
  而你也年岁不小;
  当昔日之轻而易举,
  今朝成了重挑;
  当她忠诚而亲切的双眼,
  已不再与昔日一般看待人生;
  当她的双脚已软弱无力,
  不能再带动她那身躯——
  伸出你的双手将她扶住,
  兴高采烈地将她陪伴,
  那悲痛的时刻终会来临;
  当你伴着她走完她的最后旅程,
  回答她吧,假如她向你发问;
  再回答她吧,假如她再次问你!
  再次回答她吧,
  假如她再次问你;
  切不可大发雷霆,
  而是轻声轻气!
  她若听不明白,
  高兴地给她解释;
  悲痛的时刻终将来临,
  当她再不能启口!

(4)

  希特勒自己承认,年轻时他是个遁世者,不需要与人交往,但在战后,他“再不能忍受孤独”。虽然他的小屋是孤独的避难所和牢房,但他在慕尼黑的自助餐馆里,沙龙里,咖啡馆里和平酒馆里过着另一种生活。他是威查德餐馆(与人民戏院相邻),卡尔顿茶馆(在布里安纳大街,是上层人物的会面场所)和赫克餐馆(位于加勒利大街)的常客。他常在赫克餐馆留座,在平静的角落里一坐就是几小时。他就是这样观察他周围的生活的。
  每逢星期一,他总是在纽迈埃尔餐馆与他的心腹会面——该餐馆是个老式的咖啡馆,位于彼得广场拐角处,与维克图阿利安市场相邻。这是个长形的屋子,墙上镶有木板,凳子是固定的。在这里,在留给常客的座位上,他常将自己的最新想法告诉他的追随者(许多是中年夫妇),听听他们的反应。也是在这里,他们一边吃着经济的晚餐(有些是他们带来的),一边闲聊和说笑。
  其他的夜晚,他总是在弗朗兹·约瑟夫大街底特里希·埃卡特的家中度过。“他家的气氛多和睦呀!他是怎样照顾他的小安娜的呀!”安娜,其实叫安纳尔,是他的管家。自与妻子分居以来,他一直与她同居。在这些日子里,最常与希特勒在一起的也许是他的新助手汉夫施坦格尔。他常将希特勒介绍给诸如威廉·巴雅德·哈勒(威尔逊总统在普林斯顿大学时的同班同学,赫斯特报业欧洲之主要记者)和威廉·冯克(他的沙龙吸引了许多民族主义富商)那样的重要人物。他常与汉夫施坦格尔一起,参加埃尔莎·布鲁克曼太太的晚会。
  她出身于匈牙利的一家豪门,嫁给一出版商为妻,对希特勒这位政界的新秀印象极深。她的生活水平使希特勒头晕目眩。
  在往访贝希斯坦的居室(在慕尼黑一家旅馆内)后,他对汉夫施坦格尔说,他穿的那身蓝衣裳使他很不好意思。贝希斯坦先生穿的是晚宴服,仆人们皆穿制服,晚宴前喝的全是香槟酒。“你还没看见他的浴室呢,连水温都可调节。”
  汉夫施坦格尔成了荻埃尔大街那间小房子的常客。一天,希特勒叫他到过道上去(那里有一架钢琴)弹点儿什么,好“让他安静安静”。汉夫施坦格尔发现这架老掉牙的大钢琴尽走调,但还是弹了巴赫的一首遁走曲。希特勒不住地点头,其实是心不在焉。之后,汉夫施坦格尔弹奏了《诗乐会会员》的前奏曲,他一边弹奏,一边希望这架老钢琴别在他的重击下散架子。他弹奏时,“满带李斯特的架势,还带着浪漫的姿态”。希特勒听得兴奋起来,在狭窄的过道上走来走去,还在那里比比划划,好像在指挥管弦乐队。“这首曲子弹起了他的精神,待我将终曲弹完时,他已兴高采烈,一切愁闷全都无影无踪了。”
  汉夫施坦格尔发现,希特勒能将《诗乐会会员》“倒背如流,还能用奇特的振动音吹口哨,将每个音符吹出来,且音调和谐”。在这小小的过道上,几乎天天都在开音乐会。希特勒不喜欢巴赫和莫扎特的作品,比较喜欢舒曼、肖邦的作品,还有理查·施特劳斯的某些作品。他最喜欢的是贝多芬和瓦格纳的作品。他“能真正理解和欣赏”瓦格纳的作品。对汉夫施坦格尔演奏的《崔斯坦》和《罗安格林》的各种多姿多彩的版本,希特勒真是百听不厌。
  由于受汉夫施坦格尔作风的感染,希特勒把他当作值得炫耀者介绍给他社交圈里的所有人。“他将其他人关在水泄不通的房内,不告诉他们他去何处或与谁谈过话,”在他未发表的回忆录中汉夫施坦格尔回忆道,“而把我拉出去,走家串户,把我当作他的乐师,让我演奏钢琴。”一次,在摄影家汉利希·霍夫曼家中,他演奏了哈佛大学足球进行曲。他解释说,拉拉队的头头们和奏进行曲的乐队能使群众激动,甚至令他们歇斯底里地呼喊。希特勒的兴趣很快便起来了。于是,汉夫施坦格尔便用钢琴示范,说明德国的进行曲可以根据美国音乐快活的节拍进行改编。“不错”,希特勒一边喊,一边上下比划,活像是个鼓乐队指挥。“眼下我们就需要这点。好极了!”
  汉夫施坦格尔用这种体裁给冲锋队的乐队写了几首进行曲,但他最重大的贡献还在于将哈佛之《打,打,打》改成《万岁,万岁!》
  沉夫施坦格尔住在施霍宾,与1914年希特勒求学的那所大型学校遥遥相望。希特勒是他的常客。或许,最吸引他的是汉夫施坦格尔的老婆赫仑纳。她是德国血统的美国人,高个子,头发、皮肤、眼睛均为褐色,非常引人注目。他来时,穿的是最好的衣服,就是那套蓝哔叽。“他很庄重大方,甚至有点谦虚”,汉夫施坦格尔回忆道。“说话时很拘泥于下层。对受过较高的教育、爵位较高的人士,或学术上取得成就的人士的谈话形式,则是当时仍盛行于德国的形式。”很明显,从一开始,赫仑纳的热情、魅力和美貌就吸引了他。他对她很尊敬,几乎崇拜她。在10年后她写的、未发表过的回忆录中,她描述了1923年年初在慕尼黑街道与他相遇时的情形:“那时,他是个消瘦、羞怯的年轻人。他的碧眼带着恍惚的神情。他穿着破旧——一件价格便宜的白衬衣,一条黑领带,一身旧蓝外套,一件不合身的深棕色皮衣,外加一件几乎无法再穿的灰棕色军大衣,一双廉价的黑鞋,一顶浅灰色的旧软帽。他的外表甚是可怜。”
  她邀请了衣冠不整的希特勒到她家吃晚饭。“打那天以后,他便是我家的常客,享受着我家的舒适气氛,跟我的儿子玩耍,谈论让日耳曼帝国复兴的计划和希望。许多人也邀请他,但他好像最喜欢我们家,因为与我们在一起时,我们不会像别人那样,用一些离奇古怪的问题去打扰他,也不会向别人介绍说他是‘未来的救星’。如果他喜欢,他就可安静地坐在角落里读书看报或做笔记。我们未把他当成‘名人’。”
  她只把希特勒看成是个热心肠人,他对她两岁的儿子埃贡的感情令她感动。“很明显,他喜欢孩子,要不,他就是个出色的演员。”一天,孩子朝门边跑去迎接希特勒,却一头撞在椅子上,哭了。“希特勒做作地捶打椅子,骂椅子‘伤了小宝贝埃贡’。这使孩子又高兴又惊奇。打那天以后,每当他前来,他都要重复这一动作。埃贡就催促他:‘阿道夫叔叔,请打这张顽皮的椅子的屁股’。”
  到春天,希特勒与汉夫施坦格尔一家相处已轻松自如多了。为使他们高兴,他常模仿其他追随者(例如挚爱他的戈林一家)的动作,或在地板上与埃贡玩耍。他会一边喝加了巧克力的咖啡,一边闲聊,一聊就是几个小时。有时候,他也喝“约翰尼斯伯格酒”,还要加上“满满一匙的糖”。他们常一起公开外出,某晚还一起观看了电影《弗里德里卡斯·烈克斯》的第一部分。希特勒最喜欢的一场戏是,年迈的君主发出威胁,要砍继位王子的头。”多有风度呀,为了加强纪律,老国王竟要砍亲生儿子的脑袋”,在回家路上他评论道。
  “德国的法律就应该这样执行。不是释放就是砍头。”
  从多愁善感到残酷无情的闪电般的转变,使汉夫施坦格尔夫妇惴惴不安,对他的私生活也就议论得很多。比方说,他与女人的真正的关系是什么?一天,他告诉他们说,“对我说来,群众,人民,就是一个女人”,他也把他的听众比作女人。谁若是不懂得群众之内在女性,他就不能有效地演讲。你问问自己,女人希望男人身上有什么?干脆利落,决心,权力,行动……假如能妥善地与她交谈,她就会骄傲地为你作出牺牲,因为,哪一个女人也不会认为,她毕生的牺牲已经足够。又有一次,他宣称他永不结婚。“我的父国是我唯一的新娘。”他所指的是众人认为的“父国”(指德国——译者)。汉夫施坦格尔开玩笑地问他:为什么他不找个情妇?“政治是个女人”,希特勒回答说,“你要是不高高兴兴地爱她,她就会把你的头都咬掉。”
  希特勒的某些伙伴有把握地认为,他的一个司机的妹妹詹妮·霍希是他的情妇。她对他很忠诚,据说她腋下的小包里藏有一支小手枪——她自愿当他的保镖。赫仑纳·汉夫施坦格尔不相信此说。“去!”她说,“告诉你吧,他是个中性人物!”
  希特勒这一时期好友之一又不同意此说。“我们一起追求姑娘们,我与他形影不离”,希特勒的另一名司机埃米尔·莫里斯回忆说。他俩常到艺术学院或画室去观看裸体模特儿。有时,希特勒自称是“乌尔夫先生”,与莫里斯一起于晚间在街头巷尾游逛,寻找姑娘们。由于莫里斯对姑娘们有吸引力,他便充当中间人。据莫里斯说,希特勒常在自己房内款待”通过代理得来的征服物”。“即使身无分文,他还常常送花。我们也常去欣赏芭蕾舞演员。”
  为国社党工作实际上已成了汉夫施坦格尔的全天职业。
  从劝说希特勒将小胡子弄大一点、时髦一点(“现在不时髦,将来会时髦的,因为我留了它!”),到鄙视他的顾问罗森堡(为的是他的“欺骗哲学”之故),他都大胆地提出咨询意见。虽然拒绝接受他的意见,希特勒仍向汉夫施坦格尔借款1000美元,还不给利息——汉夫施坦格尔刚从他家在纽约开设的艺术品商店得到一份分红。这笔款子,在换成已贬值的马克后,是一笔巨款。希特勒用此款购买了两架美制轮转印刷机,把《人民观察家报》从周报变为日报。
  汉夫施坦格尔的慷慨大方,没想到,却使他所憎恨的人走了红运。希特勒让罗森堡替下了埃卡特,当了《观察家报》的编辑,原因是埃卡特常常几星期不上办公室。这个职务不但使罗森堡成了东方问题的党内专家,还加强了他在诸如施勃纳·里希特那样的俄国逃亡者中的影响。里希特其人是一个神秘人物,与德国企业界和高层社会有着联系,除作为鲁登道夫的中间人外,已逐渐成为希特勒的主要顾问之一。
  所有俄国逃亡者都狂热地致力于消灭布尔什维克主义,大部分人脑中也塞满了沙皇对粉碎犹太阴谋的方法——使用恐怖手段和暴力。在这些狂热者看来,用社会和经济手段反犹,已属无效。只有大规模的屠杀才能奏效。

  在伊撒河彼岸的罗文布劳酒馆,也出现了高昂的情绪。主厅里,除两支乐队的演奏声在回响外,还挤满了2000名“战斗同盟”的成员和冲锋队员。听众里只有小部分才是脸上带着伤疤的罗姆上尉的狂热的追随者,但罗姆却是吸引人们的主要人物。他“号召人们复仇,并对卖国者和掠夺我们的人民的蟊贼进行报复……”
  接着,从病榻上拖着身子起来的埃塞走上讲台。由于计划有所改变,他并未打着旗子冲过通道,也并未立即宣布革命。他正在等待希特勒政变成功的消息。晚8时40分,即在他讲话中间,贝格勃劳酒馆打来一简短的电话:“已安全执行!”罗姆有意识地走上讲台,打继了埃塞的讲话。他喊道,卡尔政权已被废黜,阿道夫·希特勒已宣布了全国革命。国防军士兵撕下了共和国的帽徽,跳上桌椅,大声疾呼。冲锋队员们互相拥抱。乐队高奏国歌。待喧齐声沉寂后,罗姆大声叫众人朝贝格勃劳酒馆进发。人们争先恐后地列队走出罗文布劳酒馆,好像它已着火似的。士兵们呼喊着、欢呼着走上街道,朝伊撒河走去。迎面来了一辆摩托车,将队伍拦住——原来,他带来了希特勒的命令:罗姆带队伍前往慕尼黑大学,占领设在施恩弗尔德大街的冯·洛索夫将军的司令部。冲锋队则前往圣·安娜广场,取出藏在寺院地下室里的3000支步枪,并在吉辛布设阵地。只有“奥贝兰联盟”的成员前往贝格勃劳酒馆。
  正当罗姆的队伍,在其中一个乐队的陪同下,走下布里恩纳大街时,人们聚集起来,朝他们欢呼。靠近队伍的前列,有个炽热的青年民族主义者,骄傲地打着一面帝国的国旗。他之所以到那里,是因为他忠于罗姆和斯特拉塞,而不是效忠希特勒。此人名叫海因里希·希姆莱。兴高采烈的观众们的热情令人心醉;士兵们像征服者那样继续沿宽阔的路德维希大街前进,来到军区大楼的大门前。罗姆令部队停止前进,自己大步走进大门——他在里边工作了多年。哨兵们以开枪来威胁,但罗姆盛气凌人,置他们于不理。径自入内,走至二楼值班军官室内。值班军官宣称,他只向暴力屈服,并下令开门放暴乱者进来。罗姆布好了岗哨,在各窗户前架好了机枪,还在大楼周围安上了铁丝网。一切已差不多就绪,只差占领电话总机。令人不能置信的是,他竟将电话总机交给值班军官看管,而此人又没有革命意识。
  在啤酒馆内,赫斯把“人民的敌人”扣押起来充当人质。他站在大厅的椅子上,将官员和军官一一点名叫出来,包括尼林总理、警察局长曼特尔、以及皇太子卢伯莱希特的政治顾问在内。被点名的人乖乖地站了出来,就像不守规矩的小学生似的——法官根特纳除外,他慌忙出逃,却被抓了回来。起初,赫斯将他们关进楼上的一间小屋,后来上边决定要赫斯将人质转移至慕尼黑南面的特根西湖附近的一所房子里去,严加看管。
  希特勒的内层人物各有各的任务:梅克斯·阿曼,即那个身材矮小但极可怕的街头打手,领着一班人马,夺取了一家银行作为新政府的中央办公楼。施勃纳·里希特、埃塞和汉夫施坦格尔则带领各自的人马,在街头巡视,检查革命的进展情形。他们发现,市内已混乱不堪。许多人高兴,许多人迷惑不解,有些人怒火满腔。很少有人知道发生了何事——包括与行动有关的人在内,因为贝格勃劳酒馆不断发出自相矛盾的命令。
  使这次起义开始时得以成功的主要人物是慕尼黑警察局主席团的弗里克。他说服了值班警察不对起义部队发动反攻,自己则守候在电话机旁,让不断打电话前来询问情况的、迷惑不解的警官们保持镇静,试目以待,不采取行动。有鉴于此,被废黜的前警察局局长波纳,便来到警察局,在未诉诸武力的情况下,夺取了警察局。他采取的第一个行动是召开非马克思主义的各主要报纸的记者招待会。由于控制了警方,罗姆又占领了军区司令部,身在贝格勃劳酒馆的希特勒,正陶醉在幸福中。后来,工兵营地传来报告说,起义部队正与工兵们争论不休。希特勒当即决定离开其指挥岗位,亲自前往该地解决问题。这是严重失策;接着又犯了一次策略性错误:让鲁登道夫将军指挥起义。希特勒一走,冯·洛索夫将军便说,他必须回办公室去下达命令。鲁登道夫觉得此要求有理,便允许洛索夫走出啤酒馆——卡尔和赛塞尔在不远处跟着。希特勒刚到兵营门口,一点作用也没起,便被驱走。一小时后,他回到了啤酒馆,发现三政治巨头已被允许脱逃,大吃一惊,将鲁登道夫呵斥了一番。他怎么能做出这等事来?洛索夫会将革命破坏的!鲁登道夫冷冷地看着这位前下士。他说,一个德国军官是永远不会违背起誓言的!
  上午11时,随着1000名大军开赴前来,希特勒的精神又振奋起来了。这是步兵学校的援兵,是精锐的学生军。原来,自由兵团的老兵格尔德·罗斯巴赫中尉已被说服,率领他们集体参加起义(只有少数人未参加)。这批青年军扣押了他们的司令,接受了罗斯巴赫(与罗姆一样,也是个同性恋者,一个打手)的领导。他们吹吹打打,迈着整齐的步伐,戴着卍字袖章,打着国社党的旗帜,开至啤酒馆。他们立正站着,接受了军需将军鲁登道夫和前下士希特勒的检阅。接着,士官生便前去占领卡尔委员的办公大楼;起义部队的领导人则乘车前往军区司令部。在罗姆的指挥所——冯·洛索夫的办公室——他们讨论了革命的未来进程。坐在舒适座椅上的鲁登道夫建议,立即打电话找洛索夫或赛塞尔。电话打了不少,但谁也找不到。施勃纳·里希特说,他觉得事情有点不妙。洛索夫曾说过,他要来办公室发令。他到哪里去了?卡尔和赛塞尔又在何方?鲁登道夫再次抗议说,这三位君子先生曾在众目睽睽之下起过誓,不太可能变心。
  此时,巴伐利亚军军官梅克斯·施万德纳少校正步入大楼。原来,他曾听到起义的谣传,便前来寻找值班军官。值班军官说,“这件事非常肮脏,非常可疑。”“我们正在说话,”施万德纳回忆说,“穿着老式军服、胸戴所有奖章的罗姆冲进室内,气冲冲地问洛索夫在哪里。我立即对他说,这次起义是直接违反昨天与洛索夫达成的谅解的。罗姆声音中带着真诚说,一切进展顺利。冯·洛索夫、卡尔和冯·赛塞尔均曾宣布,他们同意这一切,并即将去军区司令部与希特勒汇合。我只说,那就不同了。”
  罗姆走后,值班军官示意让施万德纳前来,对他耳语说:“起义吹了。”他说,洛索夫和卡尼与巴伐利亚军指挥官一起,在19步兵团兵营,“肯定不到这里来”。片刻后,迄今仍未受管制的电话,总机转来了洛索夫从其新指挥部(19团团部中心大楼)打来的电话,下令对他新近保证支持的起义军发动反攻,并让奥格斯堡、英格尔斯达特、雷根斯堡、兰舒特及邻近一带的忠实部队各营立即乘火车赶赴慕尼黑。施万德特立刻打电话找到了运输军官,将洛索夫的命令转达给了他,并答应亲自给半数部队去电话。这间房子在部署起义,隔壁房间则在预谋破坏。时至深夜,密谋者才最终想起应将电话总机的线路仅限于与起义办公室相通,但是,洛索夫的镇压命令却早已传了出去。
  虽然部队在街道上开来开去,乐队也在吹吹打打,大多数慕尼黑人却不知道革命已再次在他们的城市爆发。元首最亲密的朋友之一,海因里希·霍夫曼,就在弗莱德旁的酒吧里,却不知一个不平常事件业已发生,直到深夜才发现革命正在进行。此时,一群群兴高采烈的年轻人正在闹市区的旅馆里作客,又唱又喊,欢庆胜利。
  在美国领事馆内,代总领事罗伯特·墨菲,正在草拟一份发给国务卿的电报:
  ……据希特勒说,这届政府的任务是向柏林进军,于12时发动进攻;他宣称,至拂晓,若不是新国民政府的建立便是他的死亡……(*当墨菲未获准用密码发电时,他要求亲自会见希特勒。“经数八时舌战后,我终于于凌晨3时见到了希特勒。他心平气和地对我说,我不能发电。那时,我提出了抗议,但也是个形式而已,因为我已派人坐车至斯图加特拍发此电。”)
  对那些反对政变、被从家里拖出来充当人质的人们来说,这是个恐怖之夜。有些人因姓名像犹太人的姓氏(从电话号码本里找出来的),家里也受到了褐衣党徒的光顾。一支部队开进了慕尼黑《时报》(属社会主义者),不由分说便捣毁印刷机。希特勒大怒,立即下令停止,因为他要利用印刷厂。
  在军区司令部里,很明显,三政治巨头已自食其言(好像谁也不记得誓言是在胁迫下立的),事态已无法控制。施勃纳·里希特带着仆人埃格纳外出寻找赛塞尔,却无法找到他。回来后,他们发觉希特勒“有些沮丧”。
  埃格纳被令带罗森堡前往一印刷厂,印刷由主要的伙伴们签署的新政府的告示。完成这一任务后,罗森堡便前往《人民观察家报》,为次日的报纸赶写社论。在这篇题为《对德国人民的号召》的社论中,他要公众,将埃伯特及其他社会民主党人“不管是死是活”,交给“全国人民政府”。
  埃格纳回到军区司令部后,他的雇主便令他回家取香槟酒和食品,并转告施勃纳·里希特太太,“一切进展顺利,不用担忧”。形势正在恶化。罗姆终于对隔壁房间起了疑心,逮捕了值班军官。他并下令逮捕大楼内的所有军官,却走漏了诡计多端的施万德纳少校——在完成了调兵至慕尼黑的任务后,得一文职人员的警告,就在警戒圈布设前,溜出了大楼。
  在冯·卡尔委员办公楼里,起义部队进展也不顺利。从啤酒馆脱逃出来后,卡尔曾来过办公楼,发现粉碎起义的机器业已开动。可以理解,他并未着手阻止这些措施(他刚收到愤怒的皇太子卢伯莱希特的命令:“不惜一切代价,粉碎此次运动。必要时可用兵。”)而是在协助指挥大楼的防务,尽管罗斯巴赫及其千名步校士官生不断进行威胁恐吓。本来革命军是可以轻而易举地执行鲁登道夫“不管代价如何”拿下大楼的命令取得重大胜利的,但是,士官生与警方只在那里对峙,双方都在等待对方首先开火。谁都不愿流血。士官生不想朝警察开枪,而众多的警察也与士官生军一样,相信希特勒。他们不时进行谈判。后来,主张采取行动的罗斯巴赫不耐烦起来,朝士官生喊道:“什么?还在这里谈判?你们明明知道鲁登道夫的命令是什么,为什么还举棋不定?下令部队开火!”
  最后,士官生进入阵地,伏击队则以半圆形阵势,在机枪队的掩护下,向前推进。警方建议,请三名叛军进楼议事。士官生接受了这一建议,但提出,如三人在10分钟内不出来,他们便开始进攻。10分钟过去了。学生军正准备进攻,突然传来一道命令:“各连,后撤!”
  士官生连忙后撤,包围告吹。由于执行命令不力,原本可以取胜的战斗失败了。究其原因,主要是希特勒的部队不太愿意向原想争取过来成为同盟军的警方开火。士官生之所为,不外乎是,将冯·卡尔在关键的几小时内围困起来罢了,士官生一撤,卡尔便离开了大楼,前往19团驻地与洛索夫和赛塞尔汇合。
  当军区司令部里的人们获悉,冯·洛索夫将军于凌晨2时55分向“德国所有无线电台”发出下述通电后,原来所抱的一线希望,即三政治巨头不会公开反对起义,也就破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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